分享 解放军唾手可得！毛主席为何下令不要拿下香港

热度 1 稻草 2017-5-7 12:28

面对解放军的攻势，香港人心惶惶，就连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密告中说“紫石英”号事件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无还手之力，而全港200万人，包括公务员和警察在内，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过1万人。 当时英军在港兵力不多，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增兵，也只有不到4个旅的兵力。面对如狼似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一个弹丸之地，再加上没有战斗经验的几千名英军士兵，攻取香港对解放军来说确实如囊中取物，轻而易举。一个军的兵力，一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中国解放军 第44军政委吴福善手持望远镜，朝香港凝望了一个时辰，正准备下命令部队过桥解放香港，突然接到毛泽东主席紧急电令，“不准进军香港”。面对大好形势，毛主席为什么下令不准进攻香港呢？这正是毛泽东为高瞻远瞩的地方。 英国港督葛量洪知道，解放军只要断水跟断食品，香港几个星期就完蛋了。事实上，毛主席不但没有进军，也没有断水断食品，甚至周总理亲自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 毛主席为什么不急于解放香港呢？ 　　 毛主席 伟人的胸怀和度量远见卓识及方方面面的策略，凡人往往当时是无法估量和难以理解的。但是，事后来看，毛主席留下香港绝对有着重大的意义。毛主席的决策往往都是时间越长，越证明他的英明伟大正确性！ 保留当时的香港确实对中国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香港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 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毛主席 “暂时不动香港”，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毛主席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 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毛主席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毛主席“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初步形成了。 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 　　 毛主席与周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美国政府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香港是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因此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 　　 香港回归 有鉴于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国。 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迫使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公开敌视”的政策，而取现实主义的立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 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1962年，香港总督柏立基在对法新社记者谈香港问题时表示：“香港与中国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毛主席与斯大林 暂不收回香港，还能够使中国政府避免过分依赖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保留香港，就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赫鲁晓夫却撕毁合同，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周恩来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 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毛主席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下令收回香港的决定是正确的！首先，毛泽东利用香港，打破了英美的同盟，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英国在1950年就宣布承认新中国。 第二，不收回香港，也使中国不必过于依赖苏联。第三，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一个窗口，中国从香港进口了大量的物资。第四，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以及促进了香港此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现在很多香港小青年有一个误区，认为香港的繁荣要感谢英国人，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让香港繁荣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误会。香港的繁荣不是托英国的人福而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没有毛主席的支持香港怎么可能会发展好？三天两头找你麻烦也能会把你弄乱套。 在1949年时，香港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六十万。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外开放，并不是现在的新发明，那个时候早就对外开放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才是对外开放的真正高手。因为他们的对外开放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绝不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会用中国人民的存款去买帝国主义的国债使得中国人存钱让帝国主义花发展他们的经济，也不会让大小贪官把赃款和家属孩子转移开放到国外，更不会用我们的珍贵资源去换国外淘汰的垃圾设备和食品来破坏污染环境剥削毒害中国人民！ 不过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共产党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去叫改革开放，他们是革命者，改革很容易让人顾名思义成改变革命，他们怎么可能会改变他们革命的初衷呢？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对外开放，或者是革命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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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人喝的是毛主席的水，毛泽东治水27年顶几千年

热度 4 稻草 2017-4-26 10:49

　　 中国人现在喝的都是毛主席的水。 　　年轻人愕然。 　　如果你是首都北京人，你喝的应该是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这些水库都是毛主席领导修建的。 　　老徐曾经在山东淄博工作，那里是老工业基地，最大的水库太河水库是供应城市用水的，是毛主席领导建设的。 　　老徐现在在深圳工作，香港和深圳供水是深圳水库，被称作东部供水工程，也是毛主席领导建设。 　　曾经几次到广东河源和韶关旅游，那里有新丰江和南水水库，水波浩渺，分别是广东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湖，发电之外，还为广东北部福建部分地区供水。刚听到“新丰江”这个名字，一下子想起“新安江”，还有点混淆，那是浙江的水库工程，全国著名，移民故事还有一部京剧《龙江颂》，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功绩。 　　我家在山东的一个山区，村子里自古从河道的一口古井取水，天旱时经常枯水，几个村子为争水，曾发生过械斗。建国后，几乎每个村子都建了水库，基本保证人储用水，水库的功能是涵养水源，井水不会枯竭。这些水库就是我们小时候游泳的地方。 　　建国后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子，都修了水库。 　　难道，我们不是喝的毛主席的水? 　　 毛泽东治水27年顶几千年 　　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讲到经济政策时，就已经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的号召。来自农村的毛泽东，深知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在延安，他又把“兴修有效水利”列为提高农业技术首位的方针。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先后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做了“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的最坏准备，带领几亿人民在农业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水利建设。 　　从1952年到1980年的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百亿元，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期间，全国各地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而解放前只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械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 　　中国治水几千年，所有的功业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几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水利工程初步控制了普遍的洪水灾害，稳定了七大流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神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江大河再无大灾害 　　从西方圣经大洪水的故事，到中国的大禹治水，洪水就是危害人类的猛兽。 　　看看汉、唐、宋、清的电影电视剧，都有黄河决口等洪水灾害的危机。 　　天佑中华，新中国建立后，大江大河再无大灾害。 　　 毛泽东三次提出要根治淮河 　　建国之前，淮河是一条害河。那时，淮河流域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重灾地区。“根治淮河”、“治好淮河”，成为淮河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 　　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受灾面积达4350万亩，受灾人口1340万，489人死亡。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三份有关淮北灾情的电报给周恩来，并且提出要根治淮河的意见。 　　10月14日，周恩来部署召开政务院第一次治淮会议，正式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蓄泄兼备”的治淮方略，提出对淮河要进行全流域、多目标的治理，“变水患为水利”。 　　为了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于11月6日在安徽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担任主任，下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具体负责各段治淮任务。治淮工程于1950年11月下旬全面展开，到1951年7月，胜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任务。在初步治理的基础上，1951年冬又开始了第二期治理工程。经过三年多初步治理，淮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淮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条得到全面治理的大河。 　　当年，治理淮河的决定，收到淮河流域数千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到处出现了爹娘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同上工地的动人场面。虽然已到冬天，千里淮河沿岸，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豫、皖、苏三百万民工奋战在淮河工地上，解放军水利工程队赶赴治淮第一线，华东大中专院校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参加治淮工作，中央到地方大批白衣战士活跃在工地前沿…… 　　1951年春天，以邵力子为代理团长的治淮慰问团，送来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更加鼓舞了百万治淮大军。这一年，百万治淮大军总计完成土方19500万方。若把这些土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墙，其长约20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5圈。同时，这一年，还开始建设“千里江淮第一闸”——王家坝闸。 　　 毛泽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当地人每年汛期都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故有“荆江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的民谣。 　　荆江，地处长江三峡下游，上起湖北枝城市，下至湖南洞庭湖口城陵矶。下荆江裁弯后，荆江河段全长377公里。 　　1951年冬，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批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同时成立了以李先念为首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 　　荆江分洪工程包括：荆江大堤加固，太平口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坝，洪区围堤，南线大堤等。工程实施分为两期，1952年4月5日全面动工兴建。毛泽东为工程的开工题词：“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当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有10万军工、16万民工;此外，还有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4万人。该工程于1952年6月20日胜利建成，比预定计划提前15天。工程仅用了75天的工期，速度之快，令中外水利界赞叹不已。 　　 毛泽东四次视察黄河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的叮嘱。这次视察黄河，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此后，毛泽东又于1953年2月、1954年冬、1955年6月三次视察黄河，了解、掌握治理黄河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是从徐州观看黄河故道开始的。沿着黄河故道西上，毛泽东来到东坝头。这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而今黄河正从这里转向东北奔腾而去。毛泽东查看了石坝和大堤，了解了修坝、修堤的情况和防洪能力。 　　毛泽东第二次视察黄河，了解了不修邙山水库转修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询问了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以多高为宜以及水土保持和水库寿命等问题。 　　毛泽东第三次视察黄河，了解了水土保持和黄河规划情况。 　　毛泽东第四次视察黄河，询问了引黄灌溉及如何解决盐碱化问题。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黄河治理开发宏伟蓝图，也是人民共和国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江河流域规划。 　　根据规划，一场规模空前的黄河建设高潮在大河上下蓬勃兴起，迎来了大跃进的一年。1958年汛期，黄河花园口发生2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这是1933年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不分洪，保安全，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水”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经过河南、山东两省200多万军民的艰苦拼搏，取得了防洪的伟大胜利，避免了滞洪区分洪的重大损失。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洪水有害，但水可利用。认识到和利用水利的，毛泽东也算中国历史第一人。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根据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就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中国每一个农村的农业运动。“红旗渠”是典型一例。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作为人工修造的“天河”，被国际上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和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去新乡的专列上，省委书记史向生把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主席认真听取了杨贵关于林县“青壮年劳力出来大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家都用棉花擦屁股……”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听后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好不容易秀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毛泽东在专列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不久，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到1959年底，林县已建成中小型管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口，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20倍，使干旱缺水的状况得到很大缓解。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引漳入林”大型水利工程(即“红旗渠”工程)动工。县委书记杨贵号召全县人民，排除万难，高举红旗前进!从此，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这天，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吃过饺子的林县民工就浩浩荡荡地从全县15个公社同时出发了。他们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推车，赶着马车，向着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濁漳河结集。 　　10载寒暑，10年苦战，在这条总长约1525.6公里的红旗渠上，英雄的林县人民兴建了48座水库、364座堰塘;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鏨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1个，兵在每条支渠上建起了45座小水电站和45座提灌站，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在林县全县基本形成，形成“能引、能灌、能排、能蓄、能电、能景”等综合利用的水利灌溉网，实现有效灌溉面积40万亩，410个村受益，从而让林县结束了山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长304.1公里;支渠51条，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长697.3公里。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合计总长1525.6公里，加上农渠总长度达4013.6公里。 　　 毛主席领导中国治水过程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组织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协力、大力支援，广大群众意志奋发、奋勇参战。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使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1951年的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该水库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11月高良涧进水闸和淮安支东分水闸先后开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冬来暑往，治淮工程一个接一个。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设。在正阳关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闸 防洪排涝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调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岭水库完工，该水库可蓄洪水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并可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等。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发生水患。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大坝全长558米，坝高84米，大大增强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国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长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汉水治理工程开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亿立方米，将大大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1953年完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水患威胁。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兴建了从洪泽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长100公里，宽1.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闸、淮阴闸、沭阳闸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 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先后开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4个蓄洪工程;沿淮开辟了18个行洪区;举世闻名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区也开工兴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预定目标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薄弱，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可想而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经济生产“大干、快上”、加快发展的要求远比现在迫切得多。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可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农业干旱缺水问题。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使安徽人民世代受益。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长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5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09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20年一遇洪水。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9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万亩，灌溉效益共5亿余元，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这期间也先后竣工。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接近尾声。到这时，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修建的。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2年福建晋江山美水库竣工，建成后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9亿千瓦时。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没有人民公社和集体化，是不可能动员起千万人的力量，创造如此伟大的工程和奇迹。 　　去年，谁也想不到平原河北会爆发洪灾，多村被淹，多人被淹死。而干部们报怨，村民不愿上堤防洪，面对奔腾而来的洪水袖手旁观。群众太没觉悟。 　　而农民则说，为一个小小的防洪筑堤，政府投了那么多钱，钱去哪里了?上堤的干部、村干部都有钱，我们呢? 　　想想毛泽东时代，难道我们不是在哪个地方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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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7-3-27 09:0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江苏的胡福明写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这个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呢？错就错在标准用错了地方，实践没有标准，“实践”与“标准”不能互逆，给实践定标准就是搞主观唯心主义。正确的应该是：实践出真理 ， 实践检验真理 。硬要用到”标准“二字可以写成：”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实践“，为什么是”根本“呢？这是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辩证法的体现。例如有些真理已经检验过了是正确的，你再去检验不是神经有毛病了？！那人类的历史性就不可能了，总是在重复检验，原地踏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了，对吧？！ 这个文章的论据主要是引用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观点。 胡福明写的 文章说：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胡福明 以此推导出”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胡福明的这个推论，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检验真理的标准搞成了实践的标准。 胡福明 然后又说： ”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再仔细看这段文字，毛泽东提了”标准“，但只是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是指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指实践的标准。 总结胡福明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话，其意思自始至终都是讲真理如何检验的问题，没有说实践的标准问题，要说标准，也只是讲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因此，胡福明这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曲解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意思，主观上把意思给颠倒了即把”真理的检验标准“搞成了”实践的标准“，这明显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再看看毛泽东关于实践问题的论述，其中最关键的论述，也是作者刻意引用这段的内容。原文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物质生产 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 吃一堑长一智 ’，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列宁 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这段话也从来没有提到实践的标准问题。 正是这篇文章吹响了邓小平官僚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在中国付诸实践的集结号。 据作者说他当时写这个文章是为批”两个凡是“。这个”两个凡是“华国锋后来否认说过，这是后话。问题是这个文章如果把标题改成”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实践“的话，下面的真理标准讨论没法弄了。如果你认为毛泽东的是错误的，需要实践检验，那你邓小平的一样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即谁也不能凌驾于真理之上。但邓小平和胡耀邦急于否定毛泽东，把实践搞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按自己的一套搞，自己的一套就是下一步实践的“标准”，并且是检验毛泽东是否正确的标准。毛泽东的不符合我的标准就是错误的，符合我的标准就是正确的。这样把实践挺在前面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为邓小平自己搞主观唯心主义扫清了障碍。 群星 - 姑苏行 - 笛子独奏.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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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6-11-11 15:53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下了的。　　 　　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　　 　　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到访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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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6-10-25 21:33

坚持毛泽东的道路的村 至今竟然个个是土豪。 1963年，苏南一带开始涌现一批社队企业， 华西村 大队书记吴仁宝创办的集体企业较为出色。1965年，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调查后写了个报告，呈给中央各领导。许多中央领导都是一般传阅而已，并没有提什么意见。毛主席仔细阅读了材料，沉思良久， 欣然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 　　毛主席作这样的批示并非偶然。对社队企业给以厚望，这是毛主席多年来的思想。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1958年，在开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纷纷办起了社队企业。毛主席到各地视察，了解到这个情况，十分高兴。1959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社队企业大加赞扬。谈到社队企业的前途，毛主席无比欣喜他地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此句话成为这次会议上的一句名言。毛主席实际是给农村人民公社指明了发展的道路。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明确次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1 、华西村。 　　 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关华西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后，就有了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 　　如今，华西村在传统工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工程、金融、旅游服务业，与4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成功实现经济转型。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可用资金35亿元，人均纯收入8.5亿元。，这里更像一个农业旅游景区、一个工业园区、一座小城市。家家拥有设施现代化的别墅、较高的收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和生态环境，这里的农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 　　领头人吴仁宝在叙述华西为什么能发展时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集体。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时刻不能忘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对于集体还是个体，吴仁宝的经验是这样的：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 　　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 　　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 　　 即原来的大寨大队。大寨从单纯农业经济走向了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到2010年底，大寨集团资产总额达4.7亿元，从业人数达1243人，销售收入达到6.5亿元，上缴国家税金达到2879万元。大寨现有20多个旅游景点，是山西省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大寨集团公司成立后，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寨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 　　大寨经济总收入在近2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500多人的小山村成了名符其实的亿元村。现在大寨的人均收入12000多元。大寨人住进了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带来的便利，享受着集体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从1993年开始，老人们按月领取养老金，孩子们上学不用交学费，考上大学发给奖学金，农户建房村里给补贴，农民种地村里实行“五统一”，全体村民就医有了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以领取1000元的公益金。 　　 　　 3 、周家庄。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据说，当时的支部书记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4 、官桥村。 　　 被称为“神州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800余户、3020人，在组长周宝生带领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集体企业，1993年成立田野集团，如今拥有一批高科技的企业集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达到22.5亿元，2012年的集体收入达12.5亿元，人均纯收入4.2万元，村里已有好几个工业园，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 　　官桥八组设立了村民子女教育、生活费专项补助，村里的每个孩子从出生之日到高中毕业，组里按月发放1000元的教育、生活费补助；村民子弟上大学，按照大专每年1.5万元、本科2万元、研究生2.5万元发放教育、生活费补助。 　　村民都办有社会保险；对于一些每月退休养老金低于2000元的老村民，差额部分由组里补足；每年组织村民免费健康检查，建立大病医疗基金，治疗大病费用可报销90%以上；每年组里给每名在岗村民发送1.5万元岗位补助……早在2009年，田野集团就整合资金1.8亿元，启动了支持官桥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项目，分散居住在方圆3公里内的800户农民，将统一迁入官桥新村小区。2013年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 　　 　　 5 、南岭村。 　　 深圳南岭村社区一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集体分配制度，发挥好村民工作积极性和为集体奉献的精神，2012年集体经济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增长2.5%，村民分配增长10%。发年终奖1200万，其中1181万元授予了上百名退休人员，退休人员最多的可以获得奖励20万元。 　　节后每名劳动力再分6万。随着中心大厦等旧改项目的全面落成，社区为全体村民分房，其中分给村民的房子最大250平方米，最小的180平方米。 　　 　　 6 、航民村。 　　 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具有强大的集体经济。该村航民实业集团如今拥有25家企业，2012年实现产值96亿元，利润4.5亿。作为集体资产，除了村集体拥有51%股份外，剩余部分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经营管理骨干，每年进行分红。全村建起几十栋排列整齐、红顶白墙的三层欧式别墅，1080名村民就住在这里。 　　象这样300平米的“豪宅”是村里统一规划、建成后仅以26万的价格卖给村民的。作为村民，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的所有学费都将由村里承担，一旦他考上大学，除了每学期8000元学费报销外，还将获得1万元奖励和每月200元的生活补贴。 　　村里在1996年投资1600万建了这个集影剧院、运动场所、图书室等设施于一体的文化中心。2013年预计产值大概在46亿，董事长朱思宝宣布下一步要成为“百亿企业”的目标。此外，航民集团还经营纺织，海运，为了企业供电甚至自办了热电厂，同时把成本6毛钱一度的电以3毛的价格卖给村民。 　　“这儿福利好，生活开支非常低”，除了用电，居民用水1.6元的进价只收5毛，大米也是5毛一斤，农场还免费把鱼，肉，鸡等副食分发到村民手中。虽然物质富足，却不难注意到这里的村民仍留有一丝土地情结，很多人家在自己别墅的院子里辟有一小块菜地。 　　村集体也留了800亩农田交由26个人进行现代化机械耕作，虽然每亩地需要补贴500元，却仍执着地坚持粮食自产自足，表达着农村人与土地的特殊情感。令人向往的新农村典范――实现集体富裕的航民。 　　 　　 7 、洪林村。 　　 湖北省洪林村1975年在全县第一个通高压电，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向国家提供100多万斤原种粮。在1978年村民就实现了自来水到户。在1980年前社员们就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 　　1981年，在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中，当时一些父老乡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在方问和道路确定之后，大队党组织制定了“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在原来棉织厂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全消灭了贫穷。1985年村民就有了电视机，住上了楼房，是全省第一个电视化和楼房化村。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 　　 　　现在全村己拥有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达2?8亿元。迄止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近几年来该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成为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新农村明星。 　　在首先富起来之后，洪林村积极帮助周围村脱贫，共与周边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从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各方面，给他村以支持和帮扶。到目前为止，已帮助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先进行列。 　　 　　 8 、兴十四村。 　　 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兴十四村，从七十年代后开始使用拖拉机开垦，并逐渐走向机械化生产，使耕地面积、改土造田规模更加迅速扩大。在坚持集体富裕的前提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创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 　　之后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现已发展成为幅员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口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经营，仅有2%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生产，98%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全村人工种植松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34.2% 。 　　2006年全村总收入达到7亿元，总资产达到10.5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实现1.5万元。 兴十四村的经济发展直接带来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从住房变化看，1981年实现了砖瓦房化，1982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又发展到普通的“小二楼”。从2002年开始，先后建了136栋单体花园式别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 　　每栋别墅面积是196.6平方米，平均每人50-60平方米，每栋平均35 万多元，户均拿10万元，村集体补助20多万元，产权归个人。还建了村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村民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兴十四村自70年代以来，先后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表彰奖励100多次。其中，1979 年受到国务院嘉奖，1994年村党支部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奔小康红旗村党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文明村"，同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5年被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评定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同年还被中央文明委评定为"全国文明村镇"。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全国十大特色村"、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被誉为全国闻名的"龙江第一村"。 　　 　　 9 、阳山庄 　　 是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的一个村庄，东眺黄河，西依荆山，南靠郁水，北临东门，108国道依村而过，全村共436户，1901人。现已以”亚洲第一汽车村”而名扬天下了。 　　阳山庄现有大小汽车782辆。几乎每户有两辆汽车、一台电脑、几部手机、几台电视.农民们住进了宽带网接入的花园楼房，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均年产值一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上交国家财政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2000年至今荣获“韩城市企业纳税二十强”、“中国工业矿业效益十佳企业”、渭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军民共建点”、“法律服务保护单位”等称号。 　　达到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是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阳山庄在2000年前也实行了分田到户.那时，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除了几家开矿的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大多数村民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元。 　　后来，村两委会为了兴村富民，一班人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十艰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三十万元，于一九九三年秋建起了第一家选矿厂。1993年起步办矿时，村上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村上当时没钱，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当时一些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 　　但是，高民权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这是因为，高民权受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并有个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好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一辈子为人师表，一直给高民权灌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思想。 　　在集体矿山的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私矿与集体争利，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私营矿主一心挣钱，不考虑持续发展，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越来越多，还经常为争矿而发生恶性事件。有些矿主赚了钱，但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还用钱勾结黑社会势力，打、杀、威胁干部。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了朱熔基总理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 　　怎样才能彻底整顿呢?村长高民权、支书程兰生日夜苦思.终于，他们组织80名党员、干部到河南南街村和宝鸡市岐星村参观学习.这两个村庄集体办企业，统一经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使他们身受启发。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座谈访问，村两委会最终决心排除各种障隘，彻底废除承包制，走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当时，私营选矿厂资产已高达两千万元。当时阳山庄人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政府部门更感吃惊。面对着少部分人的诽谤、责骂、威胁，背负着2500万元的债务，村两委会终于带领着阳山庄人迈开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步。 　　由于集体断了少数人发财的路，斗争尖锐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村长。是进，是退？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为多数人谋利？阳山庄的领导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终于挺过来了。两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选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集体经济飞速发展。 　　由于集体的强大力量，过去私人的土法开采改成了大机械开采，效益翻了三番。现在公司共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二00三年公司上交国家各项税费1000万元，在韩城市企业纳税中名列榜首。 　　2004年初，村两委会一班人深入调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经营思路，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了百倍多。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和群众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上先后投资100万元实施了节水喷灌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50亩；投资20万元对全村农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巷道，搞了环境的绿化、美化。 　　投资150万元新建了总建设面积1984平方米的村综合办公大楼，建了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等，先后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园林式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浴室。投资4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农村档次最高的标准化舞台.此外，村上每年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240元，今年提高到600元。 　　去年组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到北京观光、旅游。从1998年开始，阳山庄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权益分配从500元、1000元、2000元升至8000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约10万元。 　　 　　 10 、南街村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 　　南街村成功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集体主义。南街村是国家4A级景区，长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和石武客运专线，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但资产负债率一直偏高。南街村村民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逸，但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村民的待遇。南街村村容整洁，宁静而美丽，并设有自己的工业区。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 　　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无条件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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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6-5-1 07:27

　 第一，文革时期邓小平给毛泽东检讨信中对文革的评论 　　 后来毛主席在谈到起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五条理由时，其中一条就是毛主席认为邓小平的检讨信“堪称经典” 。当时邓小平对文革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第二，华国锋时期邓小平对文革的评论 　　 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同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上邓小平说： “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拌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 　　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第三，邓小平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论 　　邓小平在许多场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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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6-4-21 09:56

戚本禹力斥李志绥造谣毛主席 透露重要秘闻 来源：观察者网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戚本禹曾说： 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18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18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 　　 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〇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 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 。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 　　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 　　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三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 　　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 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 ， 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 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 　　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 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 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三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 “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画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认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 　　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千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 　　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本文发表前未经戚本禹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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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燕山红场 2016-4-20 18:46

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 2013年4月2日，我和江根德同志一起去拜访了戚本禹同志。在谈话中，戚本禹同志回忆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通过这段谈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戚本禹同志说，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 　　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听戚本禹同志讲述这段往事，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说，我是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主席接见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幕，至今还活在我心里。戚本禹同志说，是啊，你就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你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不辜负主席的希望。 　　我问戚本禹同志是否可以把这段往事写出来发表，他同意了。 　　今年是毛主席的120周年诞辰。对毛主席的最好的纪念，就是不忘他的殷切希望，不忘他的谆谆教导，不忘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不忘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2013.4.5 清明节，于济南。原载：红色中国网 ------------- 转帖 于 莫斯科 20/04-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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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秋远：毛主席时代中国人真的健康吗？（转帖）

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6-4-18 19:06

毛主席时代中国人真的健康吗？ 2016-04-17 14:07:41 秋远 我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有着淳朴的传统观念。我出国之时，他们全力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其实心里很不情愿，他们不愿意我再去拼命，更不愿我替资本家卖命，去了美国不就成叛徒了？他们总是教育我要感谢邓小平，否则我是上不了大学的。也许受他们影响，我很早就不愿意谈及政治时事，觉得好无聊好虚伪。不过，看到一个关于毛主席时代的玩笑引起很多人关注，连带回忆起一些往事。 说到那个年代的生活，大家讨论的事实和印 象基本都是城市生活，其实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八亿人口人口中的七亿，是生活在农村，而农村的生活和健康跟当时的城市相比，也差了很多很多。农民没 有户口，没有免费住房，没有免费医疗，没有退休金。可以说，按今天的标准，那时城市也算不上富裕， 连温饱也很勉强 ，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温饱是以牺牲七亿农民为代价 的。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大家争论不休，可是有没有人问， 为什么没有准确数字 ，饿死的都是谁？是农民， 当代中国社会的奴隶 ，所以没有人关心。很长世间，中国的所有统计数字都是“城镇人口......”， 农民连被统计的资格都没有 。 那天跟朋友聊天，说到博客，她说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那么反动，中国不是挺好的嘛。我说，那是因为你年轻，你没有经历过。其实，很多时候你关心中国， 是因为有太多的感情，很难无动于衷，无论你对某些事情的评价本身是否正确。中国的政治家，舆论宣传，包括所谓 文化人 ，有谁能告诉我，凭什么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人强制拿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 城市犯罪分子最重的惩罚不是坐牢，是吊销户口下放农村，而农民未经许可进城本身就是犯罪 。不幸出生于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下来就是罪人，而且祖祖辈辈都注定是罪人？ 我离开了农村，也离开了中国，我 怀念故土，怀念亲人 ，但是我 不怀念 那个年代，那种生活。 中国当时确实没有很多现代的富贵病，但这并不就是健康，当时的人均寿命远低于现在就是铁的证据。当时，肝炎，结核，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现在。毛主席时代的农村， 60岁已经算是高龄了，长寿的主要是基因好和子女孝顺 。你感觉得病的人少，是因为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人在那种坏境下活不到癌症年龄。我小时候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十三岁死于癫痫，有一个十九岁死于肝癌，岁数大一点的五十多岁的邻居，有死于淋巴癌的，有死于中风的。有一家四个小孩死于农药中毒的， 有死于煤矿事故的。而且，那个年代有病了没有能力就医，很多时候只能自己熬着。邻居大婶四十多岁得了白内障，最后导致失明。我的第一任小学老师得了精神分裂，三十多岁去世。因为不堪折磨自杀的也常有所闻。我的一位同学父亲跳井自杀，我姥姥家邻居老太太用菜刀割断了自己喉管。 很多时候看到所谓红薯抗癌，胡萝卜有营养以及什么 自然食物健康的文章，我都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写文章做研究的人自己都没有去试过，而我知道那种饮食的后果 。 高中时，学校的男生有一半白了头，我自己的了夜盲症 ，晚上要摸着枪走路， 身上发生溃疡，上课无法坐着 。农村孩子平均身高比城里要低十公分，婴幼儿死亡率极高。乡下有一种职业就是替人掩埋小孩尸体。婴幼儿死亡不能入祖坟，只能偷着在野外挖坑埋掉。我知道的邻居和亲属当中至少有四个没有活到一周岁。 也有人说，当时没有贪污没有社会道德败坏之类的，其实那是一种表面现象。再一个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基本人性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人性中的各种丑恶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多少人被批斗迫害，多少亲朋好友甚至夫妻子女反目成仇，多少知青为了回城出卖肉体和灵魂。只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太贫穷太落后，那些贪官高干的生活还比不上今天的很多普通民众。 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是谁种下的果？ 那些贪官恶霸，那些奸商骗子都是谁培养出来的？ 他们都是新中国成长起来毛主席教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时代在进步，人类在进步，中国终于也开始进步了，无论是社会文明还是物质生活。中国有很多问题堪忧，包括健康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健康，是一个并不可笑的玩笑。如果你觉得那种生活健康，不要来美国，去非洲或者北韩好了。 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604/70402/822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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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为反对而反对的一根筋思维可休矣，抹红民主的平权运动可耻 ... ... ... ...

热度 4 light 2016-2-24 20:47

2-20-16华人的平权运动有具体的平权要求有史无前例的广大群众参与是民主运动。 如果中国政府支持这场运动那么中国政府错了吗？ 继而说如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这场运动就错了吗？ 中国政府现在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吗？ 毛主席支持过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错了吗？ 你就希望中国政府一贯错永远错人民不满推翻政府你好去接管对不对？ 过去民运魏京生跑到国会作证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美国没听他的中国经济大发展双方获益。 这次胡平学乖了他也支持这场运动。 好了民运和中国政府都支持一场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一定是对的。 这就是俺的坏人反动思维。 美国其他族裔不支持这场运动可以理解他们要维护自己即得利益。 如果没有种族歧视亚裔在藤校的录取率上升犹太人肯定会下降。 因此犹太人出来反对打迷魂针讲藤校亚裔已经够多了已经可以理解。 中国人去当犹大往自己同胞背后捅刀子就难理解了， 再把维权的民主运动跟远在天边共产党链接搞麦卡锡主义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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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海外嘉宾团韶山拜祭毛主席(照片)

热度 5 稻草 2016-1-27 21:58

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海外嘉宾团韶山拜祭毛主席(图) 　　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 刘永良 摄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合影 刘永良 摄 　　天下韶山网讯(作者 刘永良)2016年1月22日，新年的初雪随风轻舞，气温降至零下2度，天寒地冻，却依然阻挡不了来韶人们的热情。“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海外嘉宾团在省外侨办礼宾处处长李祖元的陪同下欢聚韶山，他们是来自19个国家的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其中有位华侨已是八十高龄，她刚一下车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说：“我来自马来西亚，走南闯北几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韶山，来毛主席家乡……” 　　海外嘉宾团参观了毛泽东广场并向毛主席铜像敬献了花篮，随后参观了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和故居。 　　“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是由湖南卫视举办的一档大型晚会，已持续两年。2016年的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即将于大年初一晚在湖南卫视台播出，全球华夏子孙共庆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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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八国联军

light 2016-1-7 01:17

正义本身是个感情色彩浓厚的词， 用于国际关系常常就会陷入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 中国汉族作为满清殖民地的臣民受自己的政府管控。 政府认为自己是天朝不愿受各国鸟气不时要发作一下， 打不到人家只好违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古训在自己国家折腾。 政府纵容义和团挑衅各国， 各国打不过你就忍着打得过你就过来打你。 你要人家温良恭俭让打你可能吗？ 挨打疼了找政府去。 于是满清倒拉民国倒民国倒拉国府倒， 现在咱就要共产党倒， 倒拉就好。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胜利！ 以下是俺在微博的胡说八道： 俺看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论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很兴奋，很正义，很高尚。就是很不现实 。 64刚过刘宾雁预言共产党两年垮台。现在他自己死了过两年了。毛主席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大家准备好了多跑跑领事馆，准备民主的接掌中国政权吧。中国人惯于南辕北辙，打完鸡血就冲锋，然后建立一个更反动更黑暗更独裁的政权，然后继续打鸡血继续冲锋。为正义付出的成本呢？TNND，正义了不考虑成本。美国是商业国家，你跟美国讲我不考虑成本，美国树你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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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一名曾经反毛的女教师要对毛主席说的话

热度 3 稻草 2015-12-31 20:52

　　主席：你一定知道少不更事时我恨你，甚至因为恨你而恨一切姓毛的人。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常常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对我诉说，我的外公在你的时代受到的种种不公正，诉说着我们一家人因为外公而不得不逃离美丽的春城而躲在一个极其荒凉的小山村避难的痛苦……所以，在我的心里完全接受并赞成着一切咒骂你的言论，庆幸自己没有出身在你那个悲惨的时代。 　　在网上我肆意发泄着对你的仇恨，读大学时因为恨你把别人替我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撕得粉碎。有一天，父亲与我谈起过去，我狠狠地咒骂着您， 父亲深邃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说：没想到我女儿这样痛恨毛主席，没想到我女儿也一样善恶不分，你的老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 　　我惊异的看着父亲，我愤怒我的父亲竟然替你说话。可父亲又叹息着说了几句：等你长大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还知道穷人的艰辛，还知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还知道多读点中国的近代史，你就不会这样了。娃娃你还小啊! 　　后来，我做了中学老师，曾经自愿到边远山区支教两年，我深爱着那些贫困而又善良单纯的学生，我竭尽全力拼命教书，想在给他们知识的同时给他们一种理念走出贫困，可是，在苍茫的大山深处，我就如一片红叶般渺小，我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 　　当我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来资助读不起书的孩子时，杯水车薪的无奈深深刺痛着我，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会活生生的呈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们为了劝说辍学的孩子奔走在山涧，奔走在那一间间破屋烂瓦中的时候，当我的学生刘顺松的父亲(乡邮员)累死在送信的山里，他的母亲却被人拐卖到江苏的时候，泪眼中，我竟然看到了城市的霓虹灯、官员们的大奔和巍峨的市政府大楼…… 　　两年后，我回到了城市回到了我美丽的学校。 　　记得是2004年的时候，我在批改学生日记时，一个触目惊心的日记让我心惊肉跳，这篇日记记载着一个15岁少年的表哥在14岁时被拐骗到砖窑的几个片断“刚出窑的砖还很烫，我的表哥他们就必须去背，我表哥的背上有很多烫伤的痕迹”“他们不让我表哥他们吃饱饭，一个星期很难闻到油腥味”“天不亮就干活，一直要到晚上11点左右”“我的表哥身上有很多被打的痕迹”“我的表哥是躲在菜筐里逃出来的，整个人都变了，不敢出门有些痴呆了”。 　　我以为这个学生是受了《包身工》的影响瞎编的，又好气又好笑。第二天面批作文时我笑着对这个学生说：告诉老师你是不是做了个噩梦，梦到雾都孤儿了?学生却极其肯定的说：老师!是真的，不信你到我姨妈家看我表哥。看着学生那双愤怒的眼睛，我心里颤抖了起来。 　　于是，放学后我真的跟着我的学生去他姨妈家了。走进这个温馨的家，一个手上有几个明显疤痕的男孩正在打游戏，这就是那个受尽屈辱的“包身工”了，祥和的老人知道我的来意后，叮嘱我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提砖窑的事。 　　我发现他家的电视柜上有一尊毛泽东的塑像，墙上的挂历也是毛泽东的画像，老人就跟我说起了毛泽东怎样为穷人打天下怎样让他们那一代人心甘情愿的修水库建工厂架桥梁，毛泽东的时代绝对不可能出现他孙子这样悲惨的事，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心里踏实觉得有奔头;毛泽东时代的肉虽然少但绝对是真的那个香啊，毛泽东时代的官大多清廉为民，毛泽东时代那里会有旧社会的黄毒赌…… 　　老人叹息着说：唉!!毛主席死了，江山也白打了。我喃喃的说：毛泽东时代好穷啊。老人默默的看我一眼说：“小老师啊， 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什么?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仁义的人，会带着中国人去偷去抢吗?还不是只有拼命干?” 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对共和国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无语的看着老人眼中深深的失落，第一次如此倾听一个老人絮絮的诉说着毛泽东的伟大，第一次无法反驳一个老人用他的沧桑告诉我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民领袖。 　　我对老人说：老人家，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老人说：小老师啊，恨毛主席的都是坏人!!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好像被老人抽了一个耳光，我在问自己：“我也是坏人吗?”“我是罪恶的帮凶吗”?走出这个家门我突然泪流满面……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去家访的时候。去年元月，我去做家访，学生的外婆突然笑着对我说：老师请帮我一个忙，可以吗?看着这个退休教师——我的前辈，我欣然说：好啊!只要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帮。 　　老教师认真的说：你的办公室有一张胡锦涛论毛泽东，能不能让我复印一份?我愕然了，我怎么不知道呢?看我的窘态老人忙说：是压在一张玻璃板下的，好像是×老师的办公桌上。 　　我惴惴的说：好的，只要还在我一定帮您复印。您要了做什么呢?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 　　这么多年了他们都不提毛主席了，他们这些败家子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他们只会忙着把毛主席创下的家业分光卖光拿光，只可怜了工人了。你看彤彤的妈妈所在的单位那么大的一个企业竟然贱卖给私人了，发给彤彤妈妈7千元的遣散费就把人打发了。以后怎么办啊?虽然儿媳坚强的说：饿不死人! 　　但是，下岗的太多了，就是做生意你卖给谁去?这些年都看透了，只有毛主席真心为人民，其他的都只会为自己为有钱人。如果胡锦涛能重新肯定毛主席，彤彤他们长大了就有点盼头了，我倒是老了，可是儿孙们将来怎么办?要不就是吃人，要不就是被人吃，这个国家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我无言，一向能言善辩的我竟然无言以对…… 第二次我如此倾听一个老人絮絮的诉说着毛泽东的伟大，第二次我无法反驳一个老人用她的沧桑告诉我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民领袖。 　　第一次，我在考问我自己的良知：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站在一家一户狭隘的自私的立场上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他让我那个资本家的外公受了罪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一生下来就是家财万贯的千金小姐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因为主流们的伤痕文学以及多年的非毛化激起的共鸣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一种无知吗? 　　第一次我理解了我的父亲为什么至死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更理解了父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理解了什么叫做千万不能得罪文人这个真理。 　　我开始小心的走进毛泽东了，我开始在网上查阅以往我不屑一顾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了，我开始看《为毛泽东辩护》了，我开始在网上读愚蠢小猪的《刷盘子，还是读书》了，我开始如饥似渴的恶补中国近代史，以及共军的抗战史了(过去我只关心国军的，国军抗战英雄我知道很多)，我开始去新华书店购买《毛泽东》了，我甚至去新知图书城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开始读毛泽东的书了…… 　　一走进毛泽东，我就被他伟大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我知道了父亲常挂在嘴上的那一句“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毛泽东的话，我知道了父亲这个国民党的后代为什么对毛泽东怀着深深的敬意，我知道了在毛泽东去世后30多年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顽固不化的人在爱着他怀念着他。 　　于是，今年暑假，我奔赴韶山。 在38度的酷热中我手捧鲜花伫立在韶山的铜像广场，听着广场上此起彼伏的“毛主席万岁”的呐喊，看着如潮的人群和我一样伫立广场恭恭敬敬的向主席三鞠躬，泪水弥漫了我的眼睛，主席，在您慈爱的目光下，我泣不成声的请求您的原谅…… 　　我站在橘子洲头默默吟诵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坐在长沙第一师范“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教学楼下怀想那个“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我抚摸着你用过的桌椅，凝视着您每天坚持以清水涤身的水井，感悟着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阳刚以及“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的王者风范…… 　　 主席，看看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还在一厢情愿的谈发展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那么恨您，（特别是那些肮脏堕落到极点的精英们对你更是恨之入骨）我耻于曾经与那些人*为伍，因为我至少明白：在贫富极度不均的情况下说发展，不过是可耻的欺骗！精英们要做的无外乎就是愚弄百姓搞精英世袭，让贫民永远做奴隶，让茅厕的“没有大多数人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受”的混蛋改革大行其道。看看现在一些为民呐喊的正直无私的新左派，就是当初您的贫民教育观才保证了领导层、知识层还有出身贫民而又没有忘本的人来为民鼓与呼。主席，看到真善美受到如此嘲弄假丑恶如此张扬的今天，看到汉奸文化可以大张旗鼓爱国为民还要羞答答的今天，看到贪官们的傲慢无耻买办们的飞扬跋扈草根们受尽欺凌国家民族面临危难的今天，看到一切向钱看全民向钱看正义公平公正被羞辱的今天，看到环境被严重污染能源消耗殆尽的今天…… 我轻轻而坚定的对您说：主席，今生我将倾毕生之力宣扬您和您的思想，因为我懂得，宣扬您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与生活的质量——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宣扬您就是捍卫我们民族的未来。 　　 主席，让我轻轻对您说：如果有来生，虽一介女流，也愿跟您横刀跃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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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搞集体的农村都富裕了搞承包的都打工去了

稻草 2015-12-31 07:44

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以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连续两年的下降，后继续多年，也没明显增长，后来增长也不是承包的原因。这说明“一承包就吃饱饭”是骗人的谎言。 有一个现象，全国承包后，一些农村仍然坚持在搞集体的村，如今却都富裕，发了大财。而那些承包了的村，不但农业还是秦始皇时代的封建家庭农业，没有任何进展，而且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谋生，更没有富裕。 如下是山东 邹城后八里村，富裕后，感恩毛泽东，并在今年毛泽东诞辰日，为他矗立了全国最高的毛泽东铜像。 在毛主席诞辰 122 周年之际，邹城后八里村塑造了全国最高的毛主席铜像，铜像通高 13.97 米，毛主席全身净高 12.26 米，象征着毛泽东的生日 (12 月 26 日 ) 。 据了解，后八村村民集体出资修建了这尊铜像，方便居民瞻仰毛主席，教育青少年，学习主席精神，珍惜老一辈革命家给大家创造的幸福生活。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后八村举行的毛主席铜像揭幕仪式上，后八村党委书记宋伟介绍伟人广场和毛主席铜像情况。（中红网杨建国摄） 如此高大的毛主席像必然造价不菲，这钱是哪里来的？本文为你解答。 村党支部书记宋伟自 2005 年以来带领村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山东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村，这个八年前还是钢山镇最穷、最乱、光棍最多的村，随着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全国文明村”。村里十八岁以上的小伙子全部被外村姑娘追着订了婚。后八里村巨变的奥妙在哪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后八里村有 480 户人， 2005 年还是一个人见人愁的后进村。据村民宋光臣介绍，那时人心乱，治安乱，吵架斗殴、小偷小摸不断。村民拉个煤，汽车都进不了村，因为土路上，堆满了乱石和柴草，甚至还有人在路面上种起了菜。 以宋伟为支部书记的新一届村党支部、村委会认为，一个落后村，就像一团乱麻，必须抽出线头，从主要矛盾抓起，这就是一些人落后的观念、文化、陋习与社会不断发展的矛盾，只有用先进的文化和教育，引导村民，教育村民，陶冶村民，才能改变村风，转变观念，凝聚人心，村庄发展才有精神动力。 在落后的农村，最原始和有效的宣传仍然是标语加漫画。村民宋长华说，后八里村斑驳的墙壁上出现了这样的话：“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心”、“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我是后八人，建设靠我们”。话语朴实，道理明白，字字撞击人心。新的文化，新的思维，新的理念，开始对后八里村民落后文化的心灵进行着洗礼。 接着，后八里村办起了听起来不够时尚的农民夜校，要求 18 岁至 65 岁的后八里村人，每月都要到夜校上一次课。夜校老师宋长梅说：干部和农民坐在一起，听夜校的专职老师讲政策、讲法律、讲管理、讲科技、讲防灾、讲孝道、讲心理等。农民与干部在课桌前比肩而坐，平起平坐地与村干部对话，干部讲现在干什么，村民问下步怎么干？村民提建议，干部虚心听，干群关系一下近了，心开始往一处想了。夜校，成了村里的议事厅。农民们不论文化高低，都认真听课记笔记，学习知识，提升素养，讨论和参与着村里的大事小情。 渐渐的后八里村变了，村风正了，观念变了，人心齐了。 村党支部是政策能量转换器 为了让农村富起来、好起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扶持农村发展的政策，但是，许多村对政策还停留在开会念一遍，通过大喇叭读一遍的层面，国家政策并没有转化成造福农民的阳光。后八里村妇女主任潘兴玲说，后八里村党支部、村委会面对政策，是想方设法进行转化和落实。村里的路 2005 年前曾经修过一次，由于人心乱，自来水管道铺设问题让两侧的村民争执不下，修好土路基后只好停工，以至于后来被乱石和柴草占领。现在村民人心齐了，村支部利用“村里出一部分，政府补助一部分”的政策，修了 500 米的村干道和几条支道。村委会当时欠外债近 20 万元，宋伟书记就从自己先前的公司拿出 30 万元，带领村民修好了多年不通汽车的村路。农村旱厕改水冲式厕所，也有政策扶持，村党支部不失时机地动员村民改厕 380 个，同时成立保洁队，放置垃圾箱，后八里村当年被评为山东省级卫生村。 2006 年，邹城市根据国家政策确定了 5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后八里村由于比较偏僻不在改造之列，宋伟书记多方争取，终于使后八里村列入改造项目。 2007 年开始动员拆迁， 2008 年 1 月 13 日动工建新村，不到一年时间， 24 座 6 层楼建成， 12 月底全体村民搬入新家。从动员拆迁到入住新居，没有一户上访或者闹意见，后八里村的正气和人心，成为推动村子建设和发展的动力。那 5 个最早确定为城中村改造的村子，由于人心不齐，直到去年，才只改造好了 1 个城中村。 产业让村民安居乐业 人心齐，泰山移。后八里村的产业发展也顺风顺水。 2007 年村集体投资 3600 万元成立了第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2009 年，集体投资 3 亿元成立山东鑫琦实业有限公司，村民人均配股 12857 元，下属产业有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业、商业、文化旅游、物流、农贸市场、汽车美容等，逐步形成了集团化发展模式。全村青壮年劳动力近 500 人全部就业，同时还吸纳外地打工者近 1300 人。 2013 年，集体生产总值达 10 亿元，上缴税金 260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16000 元，实现年年有分红。 2012 年 7 月 1 日，后八里村被市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党委，成为邹城市第一个农村党委。 今年，总投资 10 亿元的鑫琦国际广场项目正在建设，涵盖商场、酒店、会所、步行街等。与苏州上市公司联合，总投资 16 亿元的欢乐大世界水上乐园、糖果乐园项目，正在筹建中，建成后将是高标准的少年儿童休闲游玩、科幻探秘、增长知识的大型游乐场所。 “文化兴村、经济强村”是后八里村的发展理念，如今已得到了成功实践。 这里的儿童放假了，村里组织他们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旅游观光，开阔眼界。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村里给学习补贴，每学期还会收到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关怀信。今年暑假，村里组织高中生和考上大学的新生到世界著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进行观光学习。 村民生活所需的水电暖费用、纯净水费用全免。村委每年要支出全村的福利费用 2000 多万元。老人每月会收到村里发放的营养保健品，重阳节发放敬老礼品或者外出旅游。每逢春节，村干部都请老人们吃团圆饭，给老人们拜年、发红包。 村里的居住环境文明、安全，真正夜不闭户，路不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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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热度 1 稻草 2015-11-4 09:37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　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50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　74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　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和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56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 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49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 　　我们消灭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邓力群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 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 产 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 　　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邓力群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 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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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

热度 4 云海暖流 2015-10-14 15:57

读了某网友的一篇台湾行博文说： “小时候我感受过人们之间的热情与真诚，那时的人们真的很纯洁，没有尔虞我诈，也没有奸懒馋滑，人与人之间很单纯。” 不无感慨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虽然物质贫穷，可人与人都是友善的而且充满着希望！（恐怕只有勾心斗角的官员等少数人除外。） 同样的体会。我16岁从南方到北方读书，一路上见到的也都是热心人（虽然当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了，可他的社会还没完全变样。邓还没有走到前台来。）。印象比较深的一次，转车的时候，一个有一定年纪的陌生人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去多买了包子让我吃。我推脱，他还硬塞给我，说出门在外不容易。换到如今，你就很难遇到这样的事了。即使让你遇到了，你还不敢吃呢，怕一会儿被拐卖了！ 在另一网站，两个网友这样回忆道： @小桦林：1967年春节前徒步串联到北京，住在朝阳门外90中。一天晚上去故宫参观泥塑收租院，回来晚了，坐公交下车后，不认识90中的路，打听一个骑自行车40左右岁工人模样的人，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到90中，并嘱咐我晚上要注意安全，我印象很深，心底感谢他。那时人真好，坏人极少。 @思易行难：居士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公共汽车小站等车，因为下雪车停班了被迫滞留，饥寒交迫的时候，售票员大妈给我打来了一钵米饭，上面是香喷喷的大白菜！ 那是居士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次晚餐，至今40年了，一直不能忘怀。去年居士回家故意提早下了高速，绕道去了那个小站，只是找不到任何熟悉的感觉了。 那个小站叫团河，是洪江市与会同县交界处。居士当年儿童，与母亲一起去会同，身上只有往返的车费。 另，一位出差的解放军干部将自己住的招待所让给了居士母子，打好开水铺好被子后去候车室坐了一晚上，就一件军大衣，雪好大！ 所以居士一直怀念那个物质贫乏但充满阶级友爱的世界，那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理想岁月！ 何以物质得到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变得如此不和谐呢？社会越来越变态了呢？这里关键的关键是文革失意的那些人后来翻身重新掌权害了社会。那些人在文革中心理扭曲，上台后就变着戏法报复社会。比如说，明明是文革三年，就说成了十年浩劫。接着就全面否定那个时代。这么一来，社会就乱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没了，也没有建立新的信仰，以后就不管白猫黑猫了。 可见，对毛时代最恨的人，把毛时代说成一无是处的人，实际上都是反人民的人。 现在在中国，老人摔倒了，大家都不敢去扶。为什么会这样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复辟了资本主义，医院的医疗费太高了。没钱的付不起，就想讹人一把。道德败坏，搞的人心惶惶。如果还是当时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昂贵的医疗费，人心会变的如此险恶吗？不会！我看还会有很多热心人帮忙把受伤的老人送去医院检查呢。 社会主义，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有人动不动就说文革破坏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看看上面的例子，如果你还认为是文革破坏了传统？那只能说明你心理扭曲，不实事求是了。 至于中国文化，怎么可能短短的几年被破坏呢？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没做到啊。后来汉朝董仲舒还罢墨百家，独尊儒术呢。儒家几千年其实害的中国很惨，大家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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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要文斗，不要武斗

热度 1 岳东晓 2015-10-14 08:12

（《人民日报》 一九六六 年九月五日社论）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有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丅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丅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要求纠正当时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有关通令。简称六六通令。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中发（67）178号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捣乱，特发以下通令： 1.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的私设公堂。 2。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和文件印章，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准抢夺，盗取或破坏。 3。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4。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的所有财物。 5。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6。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7。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个通令可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聂元梓 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聂元梓 毛泽东 林彪 1968.07.30 〖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 清华大学 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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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5-8-7 08:37

毛泽东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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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历史回眸：戚本禹回忆江青 （中）

稻草 2015-8-4 07:23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 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 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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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晓亮 2015-5-26 00:07

divbr/divdiv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现实问题，那些煤老板们招摇过市挥金如土，在海外过的荒淫无度的生活。而另一方面，那些社会志愿者们却度日如年。一些中国社会志愿者在大学有一个研究项目，那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必须开车扫地或者洗碗，只有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们才能提起笔来写一点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上演着一个个现在版的愚公移山的故事。/divdiv社会问题需要不需要关注？那些老人妇女和儿童需要不需要社会的关注？如果谁指望商人能够慷慨解囊那就错了。商人们的宗旨就是唯利是图，除了国家政府能够命令他们拿钱之外，几乎他们是一群一毛不拔的人，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答案。/divdiv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热爱毛主席，恢复中国传统的国学思想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出自于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愿望，那就是改变这种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divdivbr/divdiv其实，许多企业家只是商人，唯利是图，出卖灵魂，往往是最不要脸的一伙团体，如果说流氓我看也差不多了。如果一个国家掌控在他们手里，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我们社会志愿者来说正义感和社会的理念在我们手里。这些应该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用它来战斗，要争取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和社会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只有这样，国家民族和社会才能进入正常的轨道，我们的国家社会才能和谐，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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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5-5-20 07:18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６６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５０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７４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５６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有一个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 我们消灭黑社会３１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那个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 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那个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他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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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以理科思维正面评价柴静的雾霾视频

热度 5 岳东晓 2015-3-9 05:08

柴静的视频我只看了开头两分钟，后面的内容没有看，也不需要看了。为什么？ 首先 （0）雾霾问题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宣传治理雾霾无疑正确；（1）柴静的视频能造成对雾霾的这么大的社会关注，据说其视频浏览上亿次，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值得赞扬，后面她怎么做到造成这个影响的--讲理也好、煽情也罢，我不必要知道了；（2）如果后面柴静提出了雾霾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可以基本忽略，根本不必细看，也不必吹毛求疵，治理方案是一个科学工程问题，不是文青的专长；柴静的视频是治理雾霾的广告宣传片，而不是学术报告。 我看了文字版的开头。柴静根本没有说小孩肿瘤与雾霾有关系。只是说小孩出院回家，一路上弥漫着雾霾，她“很蠢”地捂着小孩的嘴。当然了，很多人总喜欢联想，听到先后提到两个东西总会去主动联系在一起。有这种联想的属于非理科思维。 很多反对柴静的人说，她跟美国有各种关系，因此肯定不怀好意。 理科思维一般不去以最大恶意揣测对方的用心，而是完全排除主观好恶，进行客观的独立评估。 有时候，说不定对方蠢，以为能害你的东西，恰好对你有利呢？或者，对方判断你会反向思维，故意说对你非常有利的东西，等着你反其道而行之呢？ 假如美国人说你应该注意卫生，难道你就偏要邋遢？ 假如美国人说中国官员要廉洁，薄熙来就偏要贪污来反美帝？美国人说应该民主，你难道偏要封建暴政，支持某某“王爷”称帝？美国人是邓稼先的恩师，邓稼先搞的原子弹就是美帝的阴谋？ 注意，当年邓稼先等人正是因为留美被愚昧的红卫兵冲击，是毛泽东等下令压制红卫兵，最终把广大红卫兵们送去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泽东是理科思维。朝鲜战争中毛泽东指挥的军队在朝鲜打死好几万美军，但几年后，毛泽东就说他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随后，毛泽东又出兵越南，使美军地面部队不敢进入北越。最后，毛主席跟尼克松紧紧地握住了手，这才有中美关系的今天。当然了，当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中国很多人是坚决反对的 --- 我们伟大领袖怎么能跟万恶的美帝握手。带着恐惧心理看待美国，是一种弱者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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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5-3-7 11:29

　　谢静宜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近日出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披露了毛泽东一些往事。下面是她的一个回忆： 　　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出热爱，又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迷信，这两种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区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据我亲身感受，我觉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谁“树”起来的。 　　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1966年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年12月的《关于湖南省12月16日韶山铁路通车报告的指示》，他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和说法作了批评;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他对党章写进“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的态度;1970年他与斯诺的谈话;同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以后他对“降温”的指示等等，都有党内文件可以证明。对“文革”中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是坚决反对的。 　　自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股风也刮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毛主席看过。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 　　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做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红海洋”从各种建筑物、各种场合发展到了自行车上挂语录牌。1968年5月，我发现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小红色的金属牌，上面有主席语录。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几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 　　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l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 　　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1969年九大开过后，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北京市委办的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向主席“请示”，十分荒谬可笑。 　　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 　　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吃饭人互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类似这些情况，听说主席身边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过。 　　苏延勋在基层听到一些辩论，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一分为二，也不应该这样提，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问主席谁是对的，主席说：“你告诉小苏：我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少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1967年冬，我对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克主义的顶峰，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像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当时我是特别赞成这几句话才说的。可是主席问：这是林彪说的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主席深思了一会儿又说：“什么我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难道中央的指示不叫最高指示?我一个人说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主席生气了。 　　1968年春，我向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毛主像挂中央，毛主席语录贴两旁，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红太阳”时，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主席两次发出“降温”的指示，对“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了理论上的批判。对“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个副词”(即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股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风得到了遏制。 　　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教训，留待历史学家和后人去评说吧!我作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之一，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　　(摘自谢静宜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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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韩红的妈妈是哪位歌唱家？

热度 9 稻草 2015-2-7 21:16

　　1961年，从上海到西藏进行援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向藏族老艺人扎西学了一首《山南古酒歌》，歌词大意为：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啊，听得人心里非常高兴。这首歌曲原为古老的祝酒歌，一般用于宗教仪式中，全国解放后，扎西为这首歌编了新词，并定名为《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旋律悠扬悦耳，在民族特色浓郁之中又添加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歌词则充分展现了西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幸福新生活的情景,表达了百万翻身农奴对毛主席，对党，对亲人解放军的热爱之情。 　　后来，音乐人马倬对这首歌曲的音乐和歌词做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使其更加琅琅上口。 　　1964年，全国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歌手雍西演唱了经马倬改编的《北京的金山上》。中途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单独接见雍西，亲切地询问她多大了？唱歌是跟谁学的？雍西回答说：“我是跟大喇叭学的。”毛主席接着又问了一句，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雍西没听懂，周总理赶紧为他做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雍西点头答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表扬她歌唱得好。 　　回到旅社后，当小雍西（又名央金卓玛，后来是韩红的母亲）还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时，突然接到周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再次肯定了雍西的演唱水平，并和雍西商量，歌曲的最后一句歌词能否修改一下。当时马倬版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最后一句歌词是：“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周总理觉得这句歌词还有待完善。接到电话后，雍西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了全国文艺会演西藏代表团的团长，大家一起想办法，可是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适当的歌词。大家在忐忑不安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总理的电话又来了，经过一夜的思考，总理为这首歌的结尾想出了歌词，那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周总理的修改，使这首歌曲从立意上得到升华，“向”改为“在”，使时代与历史背景更准确化，“天堂”代之以“大道上”则使得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少了原来的宗教色彩。 　　不知道是否是周总理的修改使得这首原本就动听悦耳的歌曲如虎添翼，还是雍西在北京的演唱获得当时来参加全国文艺会演的艺术家们的一致好评，总之，《北京的金山上》就这样逐渐走红。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西藏录音，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了这首歌曲。才旦卓玛版的演唱通过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工具在全国一经播放，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一首家喻户晓、令人难忘的优秀歌曲。今天说起这首歌,大部分人都只知道才旦卓玛版,却很少人知道雍西版,更鲜有人了解这首歌与周总理之间的故事。 　　历史总会重复一些相同的情节，当年的小雍西不会想到，40多年之后，她的女儿，藏族歌手韩红同样唱红了一首歌。而这次，流传范围最广、知名度最大的是韩红的版本，而并非首唱者李娜的版本。 　　这首歌，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红遍大江南北的《青藏高原》。 　　1994年，武警文工团的编导室主任张千一应邀为电视连续剧《天路》创作音乐。《天路》讲述的是两代解放军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表现了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两大恢宏的主题。 　　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张千一还没有到过西藏。如何创作好一首既有藏族音乐元素同时又要表现藏汉民族团结精神的歌曲，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看完《天路》的剧本和影像资料后，张千一沉浸在对这片从未涉足过的雪域的巨大想象之中。他每天都在不停地重复听才旦卓玛等老一辈藏族艺术家演唱的藏族歌曲，从中寻找藏族音乐元素的“魂”。这些音乐作品熏陶着他，一片神秘、空远、辽阔的土地画面在他眼前不断展开…… 　　当《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创作完成时，张千一第一个想到的演唱者是李娜。 　　当时的李娜还是一个通俗歌手，没什么名气。没想到，《青藏高原》让李娜一下就从众多的通俗歌手中脱颖而出。很可惜的是，后来李娜因为“出家”传闻淡出了歌坛，但是她演唱的《青藏高原》版本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至今。 　　比起李娜带有神秘般的天籁之声，韩红对于《青藏高原》的诠释，使得这首歌散发出了时尚的魅力。 　　张千一认为，韩红的演绎更为时尚、主观、自我，她没有演唱歌曲前面的引子部分，直接进入歌曲，用“我的理解，我的情感，我的释放”去演绎歌曲，感觉很青春。她的演绎更接近通俗演唱的风格，演唱也很有感染力，更符合现在流行歌曲的特点。此外，韩红本人的藏族身份，也将这首描写西藏、描写藏族人民生活的歌曲深深地打上了藏族人的烙印。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主要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流行音乐主要是以革命歌曲和爱国歌曲为主；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以对港台地区歌曲的模仿为主，特别是对邓丽君等歌手的模仿；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西北民歌风，这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流行音乐最早尝试发掘民族音乐元素的阶段，但这个时期的民族音乐元素还只限于汉族和西北地区的音乐；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阿姐鼓》、《青藏高原》、《回到拉萨》、等歌曲的出现，让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音乐元素成为大众流行音乐的新灵感，打破了以往通俗歌曲的束缚，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第五个阶段开始于本世纪初，由于受到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潮流的影响，欧美音乐元素、中国传统汉文化音乐元素、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多种并存，流行音乐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 　　从《北京的金山上》到《青藏高原》，60年来，中国的民族类音乐始终为大众喜爱并传唱，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璀璨丰富的音乐元素，才成就了中国当代音乐多元并存、繁花似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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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5-1-23 14:08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自己的住所与工作人员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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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4-12-28 15:40

毛泽东的开放最成功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而作 作者：文言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对外开放的大师。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有一套完整缜密的思想体系;坚实创新的理论基础;坚定明确的原则底线。 　　不像我们现在，“呼隆”一声“开放罗”! 门窗随即大开，苍蝇蚊子一齐拥进来。没有思想基础，没有理论支持，更看不到原则底线。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名著《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十个关系，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总共近2500个字，它实际是毛泽东的一部对外开放宣言书;是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是我们今天如何与世界各国交往，如何保持国家独立和尊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原则基础;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毛泽东的对外开放，分三个问题： 　　1、毛泽东的开放思想 　　毛泽东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目光远大，锐意进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头脑中，没有哪怕一星半点的“闭关锁国”思想。纵观他的一生，他不但始终保持着向世界学习的强烈愿望，怀抱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伟大志向，一向地坚决“反对关门主义”，一再地宣称“我们不要关门主义”，并且一直都在同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落后狭隘的封建思想作不懈的斗争。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一位胸怀广阔，放眼世界，思想开放的青年。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眼光不仅在浩瀚的中国历史古籍以及现实状况中探寻，也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探寻。他读过许多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书籍和古典文艺作品。他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 　　他曾组织三百多名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向章士钊筹借2万银元作为去法国留学及革命活动的经费，还介绍任弼时、肖劲光到苏联留学。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德国人，列宁是俄国人。毛泽东经过苦苦探寻，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终于认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从而奠定了一生的最高信仰，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如果毛泽东的思想不开放，他会去崇拜一个满脸胡子的德国人作自己的导师么?会去崇拜一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俄国人作自己的导师么?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著名思想家和英雄豪杰有如天上灿烂的繁星，数不胜数。为什么毛泽东偏偏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外国人做自己的导师呢?并把他们的主义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呢? 　　如果毛泽东思想不开放，它极有可能成为的是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国文教员，或者是一位笔锋犀利的资深记者，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一方面“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 　　同时，又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签订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这就表明了即使是在革命政权还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仍然是对外开放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和美国记者斯诺结成了终生的好朋友。不管是和斯诺的多次谈话中，还是在接待美军观察组造访延安的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党这个组织，还是边区政府这个机构，以及毛泽东这位领导人，留在来访者脑海中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开放的共产党，开放的边区政府和开放的毛泽东。 　　到了五、六十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全方位的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严密地关注着世界的大势，谋求如何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谋求向包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开放的路子。 　　1971年4月，用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巧妙地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2月在北京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震动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同时也闪耀着毛泽东开放思想的光辉。 　　《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十个关系，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在开头第一句就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那有这个事?”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向外国学习。但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在最后，毛泽东又强调：“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十二节“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毛泽东又说：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 　　看了前面那么多的材料，还有谁认为毛泽东是“闭关锁国”的人吗? 　　2、 毛泽东的开放原则。 　　毛泽东对外交往的思想是开放的，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但毛泽东所倡导的对外开放，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有坚定原则的，是有明确底线的。 　　毛泽东所主张的对外开放，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是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见毛泽东《矛盾论》一文)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接着又说：“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1958年6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上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还在1956年5月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酝酿成立时，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因此，当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并撤走全部专家以后，我国能够完全依靠自主的力量，继续完成和发展原子能事业。 　　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原则。 　　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毛泽东特别地看重这个问题。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 　　1958年，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破裂，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要在我国建立中苏两国共管的长波电台和两国的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在毛泽东看来，外国的一兵一卒都不能留在中国。毛泽东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是不能有丝毫的让步的。 　　坚决拒绝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是“一分为二”的辩证原则。 　　“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进行观察的。“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是毛泽东观察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因此，在对待“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毛泽东特别地反对那种不加分析的 “一概排斥”和“一概照搬”的态度，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地批判。”一方面要求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四是“学中有创”，“立足赶超”的原则。 　　毛泽东的大脑是绝对的发展型的、创新型的大脑。那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求进步、不求创新的思想观念绝对地与他无缘。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指示：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文革版《毛主席语录》第174—175页)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下面引用的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1页 ) 　　五是平等互利的原则。 　　平等互利是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由于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人民当家作主以后，特别看重国与国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原则。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一个胸怀广阔而又善良的民族，中华民族即使在最强盛的时期，也同样是以平等的姿态来看待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例如唐朝。 　　毛泽东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古往今来炎黄子孙集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优秀的品质、崇高的人格于一身之集大成者。毛泽东在强国面前从来不低头、不示弱;在弱小国家面前也从来不歧视、不逞强。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1950年6月在与印度客人的谈话中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都必须是互利的。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反复告诫中国同志，不要翘尾巴，要防止我们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搞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956年9月29日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中，1958年8月16日同西哈努克谈话时，1963年3月18日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中，1964年6月14日同坦桑尼亚客人的谈话中，1964年8月29日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中，都强调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的论点。(本节中，毛泽东相关讲话的出处，见《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一书第342页、346页、386页和433页) 　　3、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成果。 　　胸怀广阔、目光远大、思想开放的毛泽东，首先造就的是一位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如果毛泽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思想僵化，他就不可能去学习和研究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不可能去学习俄国人列宁的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至今仍有可能还在漫漫的长夜中摸索。 　　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受尽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43年的苦难之后，终于在1893年12月26日，迎接到了自己最伟大的儿子的降生。中国黑暗的天空上，现出了一丝曙光。又过了20多年，即1920年前后，毛泽东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此，开放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寻找到了一条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几千年来，一直在少数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的劳苦大众，第一次破天荒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成果，用“伟大”、“奇迹”等等字眼来形容都显得太过于渺小，人类的语言在这里突然地变得贫乏起来，居然找不到任何的语汇来形容人民翻身做主人这个伟大事件的历史意义。 　　如果要说开放的成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应当看作是毛泽东这位伟人一生中最伟大、最为耀眼的思想开放成果了。 　　从建国后到毛泽东去世的26年中，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又取得了哪些重大的开放成果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是建国初期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开放方针，不但使我们新中国站稳了脚跟，还获得了苏联老大哥提供的经济援助，建设156个大中型工程项目。数千名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我国帮助建设，这些工程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下面的数据并非十分精确)辽宁24项，吉林11项，黑龙江22项，内蒙古5项，北京市3项，河南10项，河北8项，湖南6项，四川11项，陕西24项，山西11项，云南5项，江西3项，安徽1项，新疆3项，宁夏1项。这些大中型工程项目的建成，为我国的工业布局和今后的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是在与苏联关系决裂之后，把对外交往的重点转到了亚、非、拉三大洲。 　　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每当一个新独立国家出现时，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和程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与亚非拉国家建交的高潮。 　　从1959年到1960年代末，中国先后同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一大批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且与其中的不少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并对古巴大使说：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4年1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干涉是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他们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 　　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柬埔寨，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庄严的“五二〇”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新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尊重。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表决，当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时，整个大厅沸腾起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许多国家的代表高声欢呼，热烈拥抱。极度兴奋的坦桑尼亚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前排跳起了欢快舞。 　　当联大通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大会时，中国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外交部更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去。 　　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并亲自点将乔冠华当代表团团长。 　　11月15日，当乔冠华为团长、黄镇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一直开到下午，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致欢迎词，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见《外交战略家毛泽东》519页——521页) 　　乔冠华团长在大会进行发言(经发言稿毛泽东逐字修改审阅)，乔冠华团长在发言中凌然正气，严厉地谴责和抨击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行径。 　　敢于同时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谴责和抨击，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先例。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回顾了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空前盛况，并配发了乔冠华仰天大笑的一幅照片，解说词中说： 　　“有人当时就评论说：‘中国好像回到了盛唐时代!’”(见央视中文国际频道2014年10月21日晚10点39分电视节目) 　　三是运用娴熟高超的外交艺术，成功地打开了紧闭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避免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同时作战的巨大风险，有效地遏制了来自北边强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开启了中、美、苏世界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新格局。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只要看看当时世界的反应就知道了： 　　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尼克松总统和中国新华通讯社同时(1971年7月16日)宣布的这个公告 (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 ，就好像是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颗炸弹，引起了震惊的反应。人们突然醒悟到：中美之间前一阶段所进行的兵乓外交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有如梦幻般的公告所表明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近，不仅将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同联合国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宣布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就将实现总统访华，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长期存在敌对关系即将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这必然揭开远东和世界政治新格局的序幕。毫无疑问，中国将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许多好处。 　　公告在美国“盟友”中间产生的冲击也是非常强烈的。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沈剑红“感到相当震惊和无法相信”。……在日本，尼克松将要访华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使日本佐藤内阁陷入了“深刻的窘困之镜”，感到极大的不安。《朝日新闻》说，这是对日本各界的一个“晴天霹雳”。各在野党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追究佐藤内阁的责任，由此加速了佐藤内阁的下台。 (见《外交战略家毛泽东》484——485页)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的首都北京，开始了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随着尼克松总统的成功访华，英国以最快的速度于3月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荷兰、联邦德国、西班牙、卢森堡等西方国家也很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12月22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一天与中国建交。至此，西方工业国家除个别外均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日本佐藤内阁由于在中国问题上拿不出新方针而于7月黯然下台，由田中角荣出任新首相。田中角荣于9月访问北京，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自此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要员以及经贸、文化、体育等代表团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更是争先恐后的加快了同中国建交的步伐，扩大经济贸易的往来，北京一时间成了全世界最热闹的对外交往的城市，毛泽东的书房也成为全世界接待各国元首和政要最多、最著名的地方。 　　四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将我国的对外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一开始就得到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赞同，同时也得到了第二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可。妄图称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搞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信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 　　中国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站在了世界道义的最高地，北京成为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向往之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与日俱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由此，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毛泽东的开放最成功!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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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毛主席哪四字折射千年魅力？

热度 5 燕山红场 2014-12-19 18:19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不曾有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永远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之类的口头表白，也不曾有过“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之类的心迹吐露，但却靠四个字，赢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长久拥戴和讴歌！ 我好生奇怪，这四个字竟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民如此地着迷，如此地倾心，如此地无法忘怀！纵使他逝世几十年了，毛主席的热潮，仍在不停地澎湃着中华大地，仍在强烈地激荡着世界风云…… 这究竟是四个啥字呢？ 那还是在1949年的10月1日，一位从韶山冲走出、身高超过1.8米的石伢子，怀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宏伟抱负，在经历了无数既艰又险的“浪遏飞舟”后，终于健步迈上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天安门城楼。此时的他，既有那“谁与共平生，江天水一泓”、“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的深情，也有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还有那“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深情，更有那“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的激情，以“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惊人气势，发出了“人民万岁”这一时代最强音。“人民万岁”，虽然已逾时60多年，却仍如雷鸣般响彻在天安门的上空，大潮般激荡在人民的心中……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谁喊过“人民万岁”?没有，唯有毛主席！毛主席是喊出“人民万岁”的第一人！ 在毛主席的大量著作中，我们随处都能体味到他“人民万岁”的浓烈情怀。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如：“一切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主人”；再如：“共产党获得政权，一草一木归人民”；还如：“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等等，等等。 在毛主席的光辉历史中，我们无时都可领悟到他“人民万岁”的殷殷情结。党史上的两次“雷劈”、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西柏坡的“两个务必”、赶考路上的“我们不做李自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与民同艰共苦、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几位“草根总理”，令人震撼的千孔百疮的睡衣、拖鞋、中山装，以及“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的诘问，等等、等等。 更能让人感受毛主席蕴含着“人民万岁”哲理的，是他对人民群众的四个经典比喻： 1 、上帝。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2 、眼晴。1943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说，“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3 、土地。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4 、水。在谈到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能是鱼水关系，正如鱼不能离开水一样，我们的党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 上述四个经典比喻，既是毛主席“人民万岁”理念的形象阐释，更是毛主席浓烈的人民情怀的生动写照，充分体现了他敬畏人民、立足人民、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爱护人民、关心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观。这些比喻，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 因为人民万岁，而喊出“人民万岁”的人又与人民连在一起，所以他必然万岁；一个把“人民”大写于天地之间的人，一个喊出时代强音“人民万岁”的人，他有形的生命虽然已经终止，但他那无形的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他那伟大的思想将与天地齐寿！所以我说，由毛主席“人民万岁”这四个字所折射出的魅力， 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天长地久，万古长青！ 最后，请允许我抄袭作者 王怀让《人民万岁》的朗诵词作为本文的结语。 您从韶山水田的黄色的阡陌上走来， 您从安源煤矿的黑色的巷道里走来， 您从湘乡的那颗垂挂着许多苦难的老葡树下走来， 您从长沙的那口映照着许多血泪的清水塘畔走来， 您走来， 径直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创造历史的人民， 用深沉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 您从可以望到民族志气的上海望志路走来， 您从可以看穿世纪烟雨的南湖烟雨楼走来， 您从八百里井冈的很有特色的中国的秋收里走来， 您从二万里长征的很有气魄的中国的长跑中走来， 您走来， 大步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改造历史的人民， 用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 您从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走来， 您从顿失滔滔的大河上下走来， 您从《史记》里的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中走来， 您从《资治通鉴》中的唐宗宋祖的奕奕文采里走来， 您走来， 很现实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扭转乾坤的人民， 用可以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 您从照耀人民智慧的西江月辉里很抒情地走来， 您从奔腾人民力量的满江红浪里很激情地走来， 您从《送瘟神》的浮想联翩的兴奋的韵脚中走来， 您从《到韶山》的夜不成寐的振奋的平仄里走来， 您走来， 您走来， 您浪漫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叱咤风云的人民， 用可以驾驭风云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 您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用自己的身躯把天安门托得如此峨峨巍巍, 您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用自己的血汗把天安门染得这样如描如绘, 这就是您教给我们的真理。 呼人民万岁的人， 他活着的时候人民才会向着他高呼万岁！ 您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把握历史的人民才让您在史册上永放光辉， 您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主宰世界的人民才让您在世界上万古永垂！ 这就是您教给我们的哲学 呼人民万岁的人， 他死了，他的思想却可以万岁 万万岁 -- 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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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4-12-6 22:58

邓小平在８０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全文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 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６６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５０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７４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５６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有一个同志 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GC·D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 我们消灭黑社会３１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那个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GCD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GC·D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 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那个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那个同志 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他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GC·D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转载于百度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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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4-11-9 19:32

1949年，毛泽东、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在美国有6000多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 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美国使用各种方法，努力使这些人留在美国，或去台湾，总之不要回中国大陆。结果，其中4000多人，冲破美蒋的重重阻挠破坏，投奔毛主席、共产党，回到祖国大陆，多数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现在世界各国留美博士，一、二十年来，不回祖国的，印度第一多，中国第二多。2012年，中国首次超过印度，92%的中国留美博士不回中国，91%的印度留美博士不回印度，现在中国成为全世界留美博士不回祖国比例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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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4-10-13 19:09

作者：李德胜 　　作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勋之一，邓小平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指导下(请注意，这是邓小平等成功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一前提，“十大元帅”就是国民党刑场上的‘十大匪首’而已。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什么‘元帅’‘将军’及邓小平们，早就被国民政府军清剿完了)，是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的。而且在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的是具有出色的应变能力和不错的工作能力的，要是把他看着一个普通的人，人品也不算坏的。这就是爱才和乐于帮助自己的同志的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的让邓小平学习---提高---再学习---再提高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邓小平所谓的‘三起三落’。　　 　　自以为在建设方面比毛主席要高明的，虽目光短浅但不失为精明的邓小平，经过了十多年的所谓的‘改革’后，看到‘猫论’对社会的巨大的破坏力，终于明白了自己与毛主席的差距，明白了陈云所说的：‘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明白了在建设方面毛主席也是很行的，自己充其量只能是毛主席的一个学生而已。于是他就仿着毛主席的话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还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弟弟邓垦的谈话)……。 　　然而，对于被邓小平以‘解放思想’的名义放出来的恶魔----私，在‘猫论’，‘不论姓资姓社论’‘摸石头论’等‘理论’的指导下，觉醒了的邓小平也无能为力了，就算他明白‘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无力回天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千古罪人了! 　　不是吗? 请看看‘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 　　工业方面 　　除了航天航空和军工业等少数仍然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禁运而不得不继续走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路’而有一点点进步外，其他的行业，都又回到了‘洋火’‘洋钉’的时代了：国人曾经引以为自豪的‘上海牌缝纫机’，‘飞人牌缝纫机’，‘新华牌电池’，‘凤凰牌自行车’，‘五羊牌自行车’，‘海鸥照相机’，‘上海表’，‘梅花表’，‘熊猫牌收音机’，‘熊猫牌电视机’，‘东风牌汽车’，‘解放牌汽车’，‘上海牌汽车’……,数不清的品牌消失殆尽，最可怜的是‘解放牌汽车’，这辆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辆汽车，曾经出口阿尔巴尼亚等多国的中国汽车第一品牌，其工厂现在已经是美国通用汽车的车间了。而曾经是国家的主人公，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则沦为下岗工人，弱势群体，垃圾人口了。 　　农业方面 　　谁都明白，相对于几千年的个体耕种，合作化集体化的耕种，是一个进步。如果有人不明白什么叫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看看毛主席领导建设时，大寨的梯田，林县的红旗渠，荆江的胜利渠等，及(截止到1976年底)全中国的总库容4200亿立方的85400多座水库大中小水库的水利建设，就一定会有所体会了。而这些建设成就，无一不是由集体力量所完成的。而‘总设计师’的‘改革’却把集体拆掉，搞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回到那种几千年来都是受压迫被剥削的个体劳作的状态。使水利设施荒废了，农业机械化毁了，农业机械工业亡了，使大量在农村无法干下去活下去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盲流，垃圾人口。 　　军队方面 　　那就更离谱了。无论中外，古往今来，当兵的都是吃粮饷的。‘伟大的设计师’却让军队也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军队在‘猫论’的指导下，把一个能打败16国联军的，威震世界的共和国的钢铁长城变成了腐败窝，间谍窝，成了一个连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都敢来欺负的窝囊废。丧土辱国还美其名为‘韬光养晦’。在邓小平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现在战斗机的发动机要进口，大飞机邓让其下马后，至今中国没有战略轰炸机。 　　教育方面 　　本来毛主席的‘教育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就是对两千年多来的腐朽的教育制度的一个进步的，好的改革。但同样在‘总设计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猫论’的指导下，弄出一个‘教育产业化’来。从此学校和教育机构‘不管白猫黑猫，弄得到钱就是好猫’，老师和学生‘不管白猫黑猫，分数高就是好猫’，什么德育，什么体质，根本就不在‘教育’之列。导致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自杀频频发生;老师嫖学生，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此伏彼起;课堂上，教授对学生灌输的也非常‘以经济为中心’------‘如果你到40岁没有4000万，别来找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精彩的还有大学女生搞‘阴道独白’……，乱七八糟，乌烟瘴气。而这却是国家的未来!(故邓小平在教育方面所作之孽，实可谓其千古罪人之首恶也!) 　　商业方面 　　可以说是‘总设计师’在工农兵学商全面‘改革’中，最成功的的一方面了。因为投机倒把嘛，谁不会呢?既然中国人民被‘总设计师’放回‘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优胜劣汰’的丛林中去了，那么为了生存的人民，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当官的卖官，有权的卖批文，有文凭的卖文凭，有文化的卖文化(当汉奸，攻击中华英雄，为历朝历代的汉奸平反)，有力气的卖力气，抓手术刀的卖人体器官，什么都没有的话就出卖肉体。结果是一派‘繁荣娼盛’的景象，真可谓货如轮转，‘成功巨大’。 　　还有， 社会道德方面 　　‘改革’前的社会景象是：夜不闭户，拾金不昧，互助友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时候的人民熟记‘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注1)‘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向往‘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向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在‘猫论’的指导下，社会改成了住在鸟笼般的房子也不安全的，黄赌毒遍地的，自私的，尔虞我诈的，不知廉耻的‘特色社会’。人们变成了‘南京老太太’，‘佛山小悦悦’，‘临汾小斌斌’和‘范跑跑’。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范跑跑’竟然成了媒体的宠儿，频频在报纸，电视中亮相，宣传他的‘伟大的正确的思想’。还有不少学校竞相聘请这位当代的‘道德模范’，‘杰出师表’任教。社会道德荡然无存，这个社会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 　　------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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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推陈出新】扫街（3）-- 纽约街头流金溢彩

热度 9 xinsheng 2014-8-16 08:24

话说第一次带着单反相机上下班安全而归，还 ‘ 扫街 ’ 拍到了 《萌态百出小松鼠》 和 《小鸟要打盹，孩子却玩得欢》 ，初战告捷，一扫 ‘ 相机笨重闲置箱子长毛 ’ 的阴霾啊！原来，虽然我不能天天带着单反上下班挤地铁 ‘ 扫街 ’ ； 但只要逮到错开地铁人流高峰的机会，还是可以带着它在上班或办事途中扫街的！工作赚钱、拍摄玩耍两不误，其乐融融呢。 拍到小松鼠小鸟儿不久后的某天，我又逮到错开地铁人流高峰外出办事机会啦！当然，不会放过带上相机随时 ‘ 扫街 ’ 的好机会。 办完事出来，天色已暗，纽约街头华灯辉煌，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好不漂亮。这次就拍车流灯光吧，看看能否拍出车灯的流金溢彩来。 拍车流灯光，没有三脚架怎么行呢？情急之中想起毛主席好像说过， “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 没有三脚架，确实是缺失了拍车流灯光的基本条件；但我好不容易才逮到一个晚间带着相机在纽约街头行走的机会，当然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拍照啊！ 如何创造条件呢？眼观八方，计上心头：那街道中间的栏杆、柱墩，还有街边小公园的花坛什么的，统统 都是做三脚架的资源啊。可惜，这些东西不能搬动，给安置相机和取景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再怎么也比手端相机拍糊好啊。自鸣得意、兴高采烈地拍了几十张，拍 糊的不多，但拍成 “ 火龙乱舞 ” 的不少，还算看得顺眼的也就几张吧。想想自己新手一个，第一次拍夜间车流灯光能逮到流金溢彩，咱要求不高，自以为算是不错啦。 嘿嘿，不怕高手笑话，咱就贴出来得瑟啰。 1. 2. 3. 4. 5. 6.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支撑物固定相机，手持拍摄 备注： 谢绝任何形式的转帖和图片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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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稻草 2014-6-24 15:16

　　(文/朱永嘉 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如何沟通古今之间的关节，它也是有前提的。记得1964年春节，毛主席与邓小平在一起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中讲到对明朝皇帝的看法，谈话是从考试制度引起的。 　　邓小平说：“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也没有用。” 　　毛泽东说：“历来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按：他们与状元们的区别，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书本中抄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毛主席主要是议论青年人读书的问题，书要读，社会实践更重要，真知出于实践。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有直接知识作为基础，才能理解书本知识，理性认识要有感性认识作基础，有了直接经验再去读书，才能把书读活，才能对书本上的古人设身处地思考其中的成败得失，并从中获取养料为己所用，这时书读得越多越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啊！只有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自己聪明起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死读书，他自己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涉猎各方面的书籍，特别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手不释卷，即使病重且视力不好的情况下也拼命读书。 　　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明朝十七个皇帝，开国的二个皇帝，朱元璋是最能干的，明代立国的规模是他奠定的。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亦还做了一点事。中国历史上有二个皇帝是布衣出身，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小和尚出身，做了几年游方僧，以讨饭化缘为生。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是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的。现在看他发的上谕都非常口语化，没有之乎者也那一套，很贴近民间。如果读过《大诰》那三篇及《武臣诰》，就可以知道那都是他亲自审案时，对案犯讲话的口气，讲的道理也比较贴近实际。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读书还是很勤奋的，他的办法是找一批知识分子来给他讲历史，如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朱升、陶安、詹同，都是曾经陪他读书讲史的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为其所用。他对自己儿孙的读书教育也是抓得很紧的，他有自己的经历作底子，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也比较容易理解。朱棣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主要从内外战争中锻炼成长。 　　后面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作为太子有詹事府，有翰林官在那里充侍讲、侍读，有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的讲读，还为太子选择伴读。从娃娃抓起，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好皇帝来。明代十七个皇帝，执政时间比较长的是嘉靖和万历。嘉靖十五岁时从兴王府被推为武宗的接班人，进入皇宫。神宗是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岁即位为皇帝的。这两个人都是在今天北京故宫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万历尤其如此，他一生的生活没有离开过故宫那个环境。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便讲到“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朱元璋讲自己则说：“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 　　而嘉靖、万历都是“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是明朝二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书是读过一些，特别如万历即位的最初十年，在张居正辅导下读书学习，但治理国家的能力很难完全从书本上来，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上来，何况万历的读书，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老师和母亲的约束，他还不能完全任性地胡作非为，一旦失去约束，那么在宫廷生活这个环境影响下，循其本性，他只会向吃喝玩乐这个方向发展了。张居正死后，他就不再读书，他与嘉靖一样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什么国家治理，什么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早就丢之脑后，明王朝只能按照其自然趋势，继续走下坡路了。 　　在故宫那样的环境下，从明代的历史看，很难培养出好皇帝来。从人才培养来看，世家子弟在机关大院这个环境下，很难出现优秀的人才。张居正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还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在矛盾斗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有利人才的造就，艰苦的磨练，固然会淘汰一批人，但也能造就出一批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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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4-6-11 09:58

在一次访谈中，毛远新谈起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而批孔运动的始端却与一首诗息息相关，那是毛主席1973年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的，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的。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50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而柳宗元的《封建论》是肯定秦始皇的，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 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什么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 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 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行秦王政，这个政是赢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 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 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 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 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 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 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 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主席还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对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 主席说我们共 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 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象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段革命，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象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自己改变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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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稻草 2014-6-8 07:06

任继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毛泽东当时却看了他的书，以至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到他，要他把宗教研究好。这是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摘要： 人民论坛记者: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 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 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人民论坛记者：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 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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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稻草 2014-5-28 09:29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二）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54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 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 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 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 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 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 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作者：邓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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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晚年忏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热度 2 稻草 2014-5-23 09:38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晚年回忆——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 吴冷西在与毛主席交谈 　　(1958年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这次谈话谈得很直率，有时甚至相当激动。看来可能是经过下午同各大区组长的谈话，思想相当活跃，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并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诉他：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接着又考虑到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办。 原载：中华网论坛 　　附：吴冷西所著《忆毛主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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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4-5-6 12:03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造反有理 　　——纪念马克思诞辰196周年 （作者：张宏良） 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诞辰196周年 　　今天是卡尔·马克思诞辰196周年。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于德国，1883年3月14日在英国伦敦逝世，享年65岁。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他结束了以往社会变革只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历史，开始了彻底消灭所有剥削集团、解放全人类的最伟大革命。整个由此开始世界发生根本变化。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经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概括为两点:一是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造反是有道理的;二是创造了唯物史观，证明了造反是有前途的。由此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后来毛主席比恩格斯更加精炼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造反有理。后来毛主席又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加上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和造反有理，就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更加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一批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老左派，打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旗号，把”造反有理”批判为是反革命极左理论(注意：把反革命和极左连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是难以想象的荒谬无耻。)，把数百万造反派投入监狱，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定性为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更是顺水推舟地趁机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为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成为30多年来邓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就由工人阶级造反的理论，变成了黄世仁南霸天剥削的理论。 　　由于把工人阶级造反的理论，变成了资本家剥削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自己打自己嘴巴子的荒谬理论，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一冲即垮，迅速被赶出了主流思想文化领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嘲弄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那些依靠镇压造反派起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老左派，也连同他们的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一起，被新自由主义赶下了政治舞台，转而又跑到左翼队伍中摆起摊来，继续兜售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谁不买账就把谁往死里打，如同他们当年打击造反派那样。 　　马克思主义被歪曲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又以此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是中国改革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变成了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复辟。人民的劫难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劫难，也就由此开始了。 　　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树立起三个自信，要想重新得到世界的承认和尊重，要想率领中华民族真正走上复兴道路，首先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本来面貌。中国共产党必须清楚，当今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能够自信的东西。包括诸子百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是在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具有了照耀人类精神领域的辉煌光芒。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对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的集萃提优，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就会仍然像晚清民国时期那样，被淹没在国家落后挨打、国民麻木不仁的历史垃圾箱中。南宋至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诸子百家还是那个诸子百家，传统文化还是那个传统文化，东方文明还是那个东方文明，但是就是因为出了一个毛泽东，中国人从精神到文化，就全都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崭新气象，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才反射出辉煌灿烂的思想光芒。 　　列宁曾经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结晶。当时列宁这样讲，更多地是把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作为参照物，并没有把东方文化作为参照主体，因为在毛泽东思想出现之前，东方文化的确被淹没在落后挨打的历史表象之下。列宁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列宁没有机会象我们今天这样，能够看到经过毛泽东思想淬火的东方文化的灿烂光芒。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可以补充指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最优秀文化的结晶，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5000年东方文明最优秀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什么都不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什么前途都没有。 　　如果非要说有不可，那也就只有一种前途——印第安人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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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炎黄之子 2014-3-7 18:15

我活半辈子从没有“粉丝”过什么人。一个完整有独立人格的人，可以欣赏，支持，讨厌和反对某人某事。但丧失自我，绝对化地 支持，粉丝某个人则是有点象跟着明星屁股后面尖叫的花季少女少男。小时候到是崇拜过毛主席和鲁迅，成年后方明白，伟大的人往往错误更大，从此，崇拜从我这 里消失了。 刚才看到菜鸟网友在有关方舟子的帖子的一段话;" 什么垃圾啊，这个和地球是平的，因为哥白尼的爹认为哥白尼错了是一样的逻辑。” 读完实在忍不住乐，菜鸟的比方太有意思。顺着哥白尼和哥白尼他爹的思路，我也侃侃方舟子和"我爹是李刚。" “我爸是李刚”这个趣闻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大意就是，我爸厉害，我也就猖狂，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联系到方舟子的行为，我们也看到哥白尼（方舟子）和哥白尼他爹（FDA,WHO,主流科学等等）的依附关系。 众 所周知，方舟子博士毕业后没搞什么科研，主要是打假和科普什么“大象为什么不长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打假范围就更广泛了，从唐俊到王菲，从崔永元 到中国“雨人”。可以说，他是博士但不是科学家，他鼓吹“创造条件让中国人早日吃上转基因玉米（他们当时试吃的是转基因饲料玉米）”，但本身并不从事转基 因技术的科学研究。那么，方舟子这位哥白尼所有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依据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从哥白尼他爹（FDA,WHO,主流科学）那里来的。舟子 支持转基因食品的所有凭仗就是“我爸是李刚”。且不论FDA内里的龌龊，WHO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以及主流科学定义的滑稽，仅凭今天美国“主流”生物学家 Dave Schubert(大卫。舒伯特) 关于转基因的文章，我就要说，“李刚和他儿子也有分歧啊”。所以，“我爸是李刚”不能证明方舟子正确；反而，”李刚“斥责儿子是很有道理。 很 长时间，我曾经都是方舟子的打假的支持者，也曾赞赏这位捍卫科学纯洁性的“忠犬”。但近一年来，我所看到的方舟子已经从科学的“忠犬”蜕变成逢“名人”就 要狂吠乱咬的“疯狗”。这条“疯狗”在转基因食品一事上又成了有选择性的“哈巴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看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定向“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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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4-2-28 09:53

老百姓的正常“住房”，怎么就成了“牛棚”？ --------季羡林不打自招，暴露了极其丑恶灵魂！ 作者：江海之滨 毛主席生前大力倡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全国青年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深入基层和群众，要与最广大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阶级斗争、生产劳动、科学实践”三大革命中，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水平，改造自己的思想灵魂，把自己锤炼成为合格的“共产战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习近平同志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山下乡整整7年，在中国最普通的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经风雨，见世面，历征途，劳动实践，锤炼身体，增长才干，陶冶灵魂，得益一生。】 而毛主席去世后，窃国大盗，死不改悔，拨正乱反，偷梁变天。华夏大地，妖风肆掠，黑白颠倒，人鬼混淆。那些死心塌地、根本没有改造的反动“走资派、牛鬼蛇神”粉墨登场，信口雌黄，说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深入工农”，那是去“劳改”，是蹲“牛棚”。众口一词，不容分辩，恶毒无耻，满嘴喷粪。“牛棚”一说，风行全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善良的中国人民，也不假思索，不予深究，习以为常。“牛棚说”的粉墨登场，尤以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功不可没，他以一本《牛棚杂记》的卖弄，出足了风头，露了大脸。 有一天，我本人闲中翻看到季羡某的名作《牛棚杂记》，懵懂之间，突然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季羡林这个老畜生不对啊：-----他说什么“牛棚”？那“牛棚”不分明是当时我国亿万老百姓、工农劳动大众正常居住的“人棚”吗？那么多“老百姓”正常住人的房子，怎么他们这样的“高级畜生”一住，就变成了“牛棚”了呢？啊，啊，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假装积极，冒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已经与工农相结合的“大知识分子”季羡林，原来是个灵魂极端肮脏的“变色龙”，他在不经意间，在他白纸黑字出版的书中，居然在天下人面前，暴露了灵魂深处的极大秘密-------看来季羡某这个出生山东济南的地主崽子，本性难移，一辈子吃屎，不说人话（文革期间，包括盛世，他编了、说了许多谎话），他根本都没有把劳动大众当“人”看啊。在他根深蒂固的心目中，他才是配得上是“人”；亿万人民大众、劳苦人民，都是“牛”啊、“马”啊！ 我的这一读书的“发现”，本人最先在“新华网论坛”发帖，被互联网迅速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们恍然大悟，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这个季羡林自己抖露出的混账到极点、罪大恶极的罪证，我估计、应当也传到了这个老而将死的“国学大师”耳朵里。这个披着“国学大师”外衣的“腐儒”，其实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一肚子是草，掩不住的“无知、下流、无耻”，是他根本想不到的，他（和中国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把“亿万劳动人民”的正常住房当作“牛棚”，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的卑劣灵魂，不打自招、无法抵赖，是他们活着在这个人世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秽，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永远地钉在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了。（江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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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4-2-25 10:32

　　王震将军在社会上掀起“去毛化”逆流时，曾经斥责一些军队干部，说： 　　“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 　　王震将军在他去世前，给邓氏领导层留下一句话肺腑之言：“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尽管王震将军拥护毛泽东，邓小平不爱这一点，但这正是王震得到人们尊重的原因，他到逝世还是国家副主席。胡耀邦反毛得到总书记，最后却被撤职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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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主席的“十个没有”和邓小平的“十个如果”

热度 2 稻草 2014-1-24 01:04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精卫）大会的演讲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5月到延安，毛主席会晤陈嘉庚时重申了这“十个没有”。陈嘉庚在延安各处参观访问，会见闽南乡亲和奔赴延安抗日救国的南洋华侨学生等，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之后，相信了毛主席所讲的“十个没有”完全是事实，“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由衷感叹道：“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这些都是陈嘉庚先生原话，陈先生时年67岁，在延安时候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党做了解释工作，陈先生才理解并不再提出入党要求。陈嘉庚在延安考察完之后再赴重庆，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他激动地将延安的“十个没有”一一告诉记者，并痛心地表示“延安没有的重庆都有”（电视剧《毛泽东》38集再现了这个情节）。 当年延安的“十个没有”，重庆都有，陈嘉庚从这个简单的对比中就清楚地看出谁将成为胜利者，谁将赢得民心并最终赢得天下。顽石敦请各位爱国家爱民族的朋友也都来问一问：当年延安的“十个没有”，今日的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吗？从白山黑水到琼崖海角，从西部边陲到东海之滨，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都有吗？如果到处都有，那现政府和当年的重庆政府差别在哪里？ 散见于《邓小平文选》中有“十个如果”，似乎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这“十个如果”是：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我看完这“十个如果”后也有些疑问。邓小平去世于1997年2月（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到他去世的时候，这“十个如果”成为现实了吗？倘若“十个如果”已经变成现实，那他生前怎么就不花些力气再一次“拨乱反正”？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时候邓已经不是最高领导人，军委主席、顾问委员会主任都不是了，所以他左右不了政局。稍微了解92年南巡情况的都应该清楚的知道，不做军委主席的邓照样左右着国家政局，即便现在，不还是在高举他的旗帜吗？ 邓用“十个如果”英明地预见到了改革开放的种种弊端，而他在有生之年又有幸亲眼见证了自己的英明预见。他本来可以解决（至少是基本解决）这“十个如果”再离开这个世界，可他却放任“十个如果”成为现实。看到自己设计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十个如果”，邓走的时候是遗憾，还是庆幸？(作者：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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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谁是文革打死校长背后主使者？

热度 3 稻草 2014-1-14 14:56

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 ——在“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上的发言 丁东 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85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二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 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 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516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516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不安全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不安全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6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有几个人分头点火，找“516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5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珮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太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 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为例。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 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 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 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 （201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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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4-1-7 17:17

原定12月21日上午在无锡太湖学院举办的多所高校师生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活动，20日，突然遇到警方的阻挠，面对着已经发出去的通知，同时为了表达我们对主席的真挚情感，决定：立即更换举办地，时间依旧。次日清晨，来自于江南大学、商院、城院、科技学院和太湖学院的100多名师生会聚新地点，会议由江大陈老师主持，九时三十分，纪念活动正式开始。（ 作者：黑白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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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稻草 2014-1-6 22:58

2013年，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为了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湖南人民群众自发联合起来，举办毛主席诞辰纪念活动并特邀请全国各地热爱毛主席的朋友一起参加，前往红色圣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 在湖南群众为热爱毛主席的各地朋友安排好行程后，有关部门干预宾馆，剧院，车队，强行取消接待安排，限制湖南群众的自由，阻扰群众的韶山之行。 热爱毛主席的湖南群众和全国各地的同志，冲破重重阻碍，成功举行了纪念活动，并到达韶山，完成人民的圣洁心愿。 这次湖南韶山的朝圣之旅，是一次普通的平凡的红色之旅，却因为阻扰和曲折变得不普通，不平凡，她磨炼我们的斗志，她鼓舞我们的士气，她坚定我们的信仰，她纯净我们的心灵，她让正义显示出力量，她使真理放射出光芒，她告诉中国，历史洪流正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作者：湖南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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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冲破重重阻挠,上海红色网友如期举办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 ...

热度 4 稻草 2014-1-5 22:05

作者：真夏的果实 　　上海活跃着一大批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的红色网友,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身份各异.多年来他们经常自发组织活动,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唱红讲史,不断学习亲身实践,努力提高自己认识问题分析时事的能力,坦诚交流携手并进. 　　今年时逢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在这举国欢庆的隆重时刻,上海红色网友们早早地行动起来,相约以最大的热情最适合的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有人专程去上海毛主席旧居拜谒,向主席和开慧岸英岸青一家人的雕像鞠躬敬礼;有人组团去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守夜,共迎红太阳升起;还有人提早看好了场地,约请大家在2013年12月26日这天以座谈会的形式聚会畅谈,为主席吃面祝寿,庆祝老人家的双甲子华诞! 　　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些不和谐的干扰因素出现了.不知是通过什么手段,有人获取了网友间相互联系的短信和电话内容,掌握了网友的私人信息.在活动开始前一周,上海的国安部门分别频繁地找牵头的热心网友“谈话”,要求汇报活动内容,交出参加者名单,并勒令原定承办活动的“东方红酒店”取消提供场地;之后又逐个给预定参会的网友打电话,以户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的名义,调查你的家庭成员组成和工作单位情况,要求你不要参加活动,要求你考虑后果.据事后网友转述,对方曾以严厉的口气威胁说:“在公开场合举办活动的,超过一定规模需要审批.如果你们执意要参加,将可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接到电话的网友们纷纷表示愤慨,他们质问对方:“什么地点算公开场合?几人聚会算超过规模?群众自发地为毛主席祝寿吃面需要向哪里申报审批?”网友们说:“党中央号召隆重简朴热烈地纪念毛主席诞辰,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政府的二鬼子白狗子伪警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纪念开国领袖的诞辰违反了什么党纪国法?”对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最后只能警告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参加,不允许喊口号发传单大声喧哗等,否则要当场取缔”.网友们不无嘲讽地说:“欢迎你们届时到场,为我们的活动保驾护航!” 　　12月26日上午,接到短信的同志们陆续赶到新地点集合,而有更多的同志因为接到通知已晚而耽误太多时间,只得从原先安排的地点再赶去新地点.大家见面后才得知,几乎所有人都被警察打电话“劝阻”过,有些资历深的同志出门前被堵在家里交涉很久. 　　上午十点,座谈会正式开始,全体同志配戴着毛主席像章,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红歌,重温毛主席的光辉教导,赞美毛泽东时代的丰功伟绩,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前后三十年的新旧对比,感慨万千.从山东来的老焦同志赞叹道:毛主席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女同志欷姐说:我有幸出生在有毛主席领导的年代多么幸福!有的同志结合最近正在播放的电视剧《毛泽东》和话剧《毛泽东和他的长子》等作品谈了自己的感想,谈到老人家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牺牲,许多同志热泪盈眶.座谈会上有老同志介绍文革中自己的经历,有年轻人谈对毛主席的崇拜的由来,大家踊跃发言争相演讲.很快到了中午12:26分,有同志提议:我们一起唱“东方红”为毛主席吃长寿面.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座谈过程中,餐厅的老板和服务员主动来向大家问好,表示自己也是热爱毛主席的基层老百姓,对我们的活动很是支持;其他房间的客人被我们的情绪感染,纷纷好奇地来到我们身边,询问情况后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歌唱朗诵行列中来.有位同志专门带来了记录1993年韶山毛主席铜像落成典礼时的实况录像,当放映到铜像揭幕天空出现日月同辉景观时,大家情不自禁地感叹:毛主席真是千古第一人! 　　网友老归同志一直热心为大家服务,主动承担了大部分筹划准备工作.这次又自费订制了一批纪念杯和像章分送给参会同志,非常有纪念意义.饭店里的其他人看到后也纷纷索取以作留念. 　　座谈会期间,上海国安的人员数次进来观察情况,但只提醒大家声音放轻些后又默默出去,并没造成太大的干扰,直至活动结束.大家相约下次再聚,把毛主席的教导始终贯彻到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中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后大家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圆满结束了今天的纪念活动. 　　初冬的上海寒风凛冽,但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每位走出门的同志都精神振奋神情昂扬.他们中有公司白领、大学教师、离退休干部、民营企业家和下岗工人等,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心声:国家民族前途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今天在这个人民圣诞节里同时感受着寒风暖阳.但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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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这个钱全部交给国家

热度 4 稻草 2013-12-11 10:49

毛泽东的生活管家吴连登：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这个钱全部交给国家，没有给他任何子女享用，毛主席没有给他的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从这点来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中国人民这个大家，想的是56个民族的大家，从来不想着自己。有时候收到礼品，朝鲜金日成经常给毛主席送来梨、苹果，毛主席把这些东西分给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送一点给江青，送一点给他的孩子。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一个的典范，身居高位，想着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从来不想着享受，不想着让自己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好。毛主席平均每天工作20个小时左右，经常工作起来忘记了吃饭。在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毛主席一生有两难，一个是睡觉难，整天大脑在工作状态，根本就不休息，没有安眠药绝对不休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希望毛主席能够多睡一分钟，我们就很高兴了。二是毛主席吃饭难，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该吃饭的时候了，他说我正在看文件，等一会儿再吃，文件看完了，他又看别的，干别的事，这儿等一等，那儿等一等。有时候一顿饭要吃上两三个小时。主席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在工作，从来没有想自己。毛主席一生没有享受过，解放以后也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财富——他的著作。现在人们都在怀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中国人民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恩人，我们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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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台湾工党主席回大陆纪念毛主席：他很了不起!

热度 2 稻草 2013-12-9 20:40

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台湾工党主席郑昭明将与福建省有关部门合办纪念活动，举行书画展。“我还打算把这个展览办到台湾去。”他说，很多人不解，你一个台湾人为何要办这类活动，“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况且我们不是为宣传共产党怎么打败国民党的，只是单纯为毛主席‘祝寿’而已”。郑昭明说，现在中国跨入强国之林，一步步践行“中国梦”，是毛主席打下的基础，“民国时军阀混战，国家哪有精力搞建设。是毛主席真正统一了大陆，仅凭这一点，他就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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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热度 8 稻草 2013-12-9 18:51

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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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大跃进时对“放卫星”的态度与指导农民提高粮食产量 ... ... ...

稻草 2013-12-9 18:33

　　54年前毛主席来宁乡 　　告诉我们日子会更好 　　78岁的何光国老人向晚报记者讲述自己亲历的难忘场景，“毛主席的话一直刻在心底”。 　　记者 贺文兵 　 “将来生产要用机器，生活上要住楼房，晚上有电灯，出门坐车呢！” 昨日，在宁乡县城的一个小区，78岁的何光国老人回忆起54年前毛主席对他和乡亲们说的这番话时仍激动不已。“54年来，很多经过的事都记不清了，但毛主席对我们讲的这番话一直刻在心底。” 　　听闻毛主席回来了，大家奔走相告 　　出生在益阳沧水铺的何光国14岁参军。“因为家穷，没读多少书，但特喜欢文学创作。”何光国告诉记者，因为喜欢写东西，他被特招入伍。在部队的10年间，何光国创作了大量反映军旅文化的作品，也先后入党提干。 　　23岁那年，何光国从部队转业到宁乡县东风人民公社(现为龙凤山乡)企石港大队任党总支部书记。“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能见到毛主席，能和毛主席说上话。” 　　“1959年6月27日下午4点左右，在当时的东风人民公社境内的公路上，从韶山方向驶来10多辆小车。小车驶下一个山坡后，便停在公路一侧。”何光国回忆说，当天下午天气炎热，早稻已开始钩头散籽，农民正在田间集体劳动。“三四个月前，我们就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我们将通往韶山的公路上沿途农民堆放的柴堆移走，路面整平。” 　　当时，当政府要求将路整平时村民对此并不奇怪，知道肯定是有大人物要去韶山，“但没想到是毛主席回来哒。” 　　从第二辆车里，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站在公路的一侧，环视周围的山水稻田。随即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他的身旁。一下来了这么多小车，周围的群众都投去好奇的眼光，走在放学路上的一群学生更是飞跑着去看热闹。何光国和正在田间劳动的社员们放下农活，也风风火火地赶了过去。 　　跑得最快的是黄乐之等几个细伢子，他们很快便认出来是毛主席，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地喊着“毛主席！毛主席！” 　　“后面的人往前面跑，两边的人往中间跑，屋里的人往屋外跑。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来了’！大家欣喜若狂，一会儿公路上挤满了大人和小孩，平静的山冲顿时沸腾起来。”何光国回忆说，当时毛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在沙石公路上。 　　站在田边，教导大家要科学种田 　　毛主席穿着白色衬衣、灰色长裤，脚穿圆口布鞋，微笑着向人群挥手。这时，毛主席看到公路两旁有许多距离相等、长宽高低一样，外面用泥巴抹得溜光，还用石灰浆写了宣传标语的泥巴堆，便停下脚步问身旁的群众：“这是做么子用的？”蒋清云等几个社员忙回答：“咯叫‘堆肥’，里面是草皮，沤烂后担到田里做晚稻肥料。”毛主席听了，沉思片刻，指着这些“堆肥”对大家说：“草皮堆在公路上，上面抹层泥巴，太阳一晒，泥巴开坼，遇上下雨草皮又会发青，沤不烂咧。”听毛主席这一样说，何光国和社员都连连点头。“要科学种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路边政策给人看。” 　　毛主席离开公路来到了田边。公路两旁的田里，到处可见“卫星丘”、“跃进丘”等试验田牌子。毛主席看了一块试验田牌子上写的“亩产一万斤”的“神仙”数字后，边笑边摇头，并弯下腰来，用手抓住了几穗早稻苗架，看了看稻穗的长短和粒数的多少，便问站在旁边的黄土塘粮点职工王时醒：“这样的苗架，一亩能打多少谷？”王时醒犹豫了一下回答：“咯样的苗架，一亩能打千把斤谷。” 　　毛主席听后，没有肯定他的回答，转过身对陪同的人和在场的群众说：“这样的苗架一亩打不得咯样多谷咧，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能打800斤就不错，就要谢天谢地啊！”“毛主席讲话时左手扬起，用手指分别表示2和8的数字。”昨日，何光国回忆这一场景时说，对下面的浮夸风，毛主席其实心里有数。 　　毛主席接着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机械化，还缺少化肥和农药，还没有更好的良种。我们现在靠的还是土杂肥和精耕细作，产量不可能提得很高。”毛主席接着对在场的人们说，订生产计划，要充分留有余地。报产量、办一切事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事情才能办得好。何光国告诉记者，其实当时的早稻产量亩产还未超过400斤，晚稻产量也不过是400斤左右。 　　告诉乡亲，以后日子会更好 　　毛主席从田边回到公路上时，一名年近50岁的妇女小跑着向公路赶来。她叫谭桃大娭，新中国成立前吃尽了苦。由于急着见毛主席，她一只脚踩到田里，险些跌倒。毛主席见此情景，忙走过去问道：“没摔伤吧？”谭桃大娭从田里站起来，笑眯眯地来到毛主席身边，亲热地喊着“毛主席”。毛主席和她握手，问她：“生活过得么子样？”谭桃大娭说：“搭帮你老人家，我们现在有饭呷。” 　　毛主席听了后，问哪个是村支书。何光国伸了伸头胆怯地回答“我是村支书”。毛主席对何光国和在场的群众说：“光有饭吃还不够，将来生产要用机器，生活上要住楼房，晚上有电灯，出门坐车呢！” 　　“听着毛主席这几句话，我的心激动得嘭嘭跳，心里想，要是真的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何光国告诉记者当时自己的心情。 　　半个多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汽车启动了，毛主席站在车门前向群众挥手致意。在场的群众依依不舍地望着汽车徐徐驶去，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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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yuxin_9605 2013-11-5 00:07

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紧急开会研究，在向毛主席汇报时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主席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写的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4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主席说：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 　　他说：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接着主席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主席引三国时曹操对自己手下大将的教诲说，“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主席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15日电：“会议在当地时间十时半开始。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座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 　　马利克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马利克致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当地时间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但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许多代表的欢迎词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事业的领导。”“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始终洋溢着一片对中国友好的气氛。” 　　当天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发言。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这里是6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片段： 　　科威特的代表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法国代表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座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欢迎这个十分伟大的国家和这个十分伟大的人民。”“我们由于中国的文明、历史、勇敢、尊严和她正在进行的巨大努力而对她表示欢迎。”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赞比亚代表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入席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过去旧的、过时的政治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联合国是一个新的组织了，它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组织了。” 　　坦桑尼亚代表说：“我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所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表示敬意。”“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她在这个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把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反对形形色色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十分可贵的成员国。” 　　智利代表说：“智利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立场出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有两重性。它既是铁老虎，又是纸老虎。智利像其他小的附属国一样，正在为争取完全的主权、收回自己的天然资源和实行自决而斗争。但是它正在同一个恫吓、威逼和妨碍它的强有力的铁老虎进行斗争。”“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将被推翻”，“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她在历史的心目中担负的巨大责任。”他还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主席的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词以后，乔冠华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宣读了毛主席授意、周总理审定的讲话。 　　《纽约时报》刊登了乔冠华讲话的全文。路透社报道说：“这篇讲话使许多外交官感到震动。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脸色阴沉。”法新社评称：“乔的严厉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无论是人民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还是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都不会使北京改变它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德新社评称：“在国际讲坛上非常少有的这种坦率和诚实的发言，表明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意图的轮廓，表明了人民中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共同社评称：“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意义和反应将迅速波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区。这篇演说阐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性立场，明确地表示了中国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对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进行挑战的姿态。” 　　 对于毛主席这样一位领导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袖，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道理把他贬低得一无是处? 　　小时候读韩愈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当时很不理解。不理解的是，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其诗坛地位已经得到后世承认的人，怎么还会有人故意谤伤呢? 　　这三十多年看到不断有人在妖魔化、否定、诋毁毛主席，对韩愈的诗反而有些理解了。 　　 不能接受，不能承认，不能尊重有大功于我们民族的伟大人物，这好像也是中国历朝历代都不能幸免的一种历史现象。如果说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有什么劣根性，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劣根性了。难怪将近80年前郁达夫在《怀鲁迅》这篇文章中感慨：“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能够不断克服我们民族的这种劣根性，尊敬爱戴我们民族的伟大人物而不是肆意贬低和诋毁。这种努力，应该从正确认识理解毛泽东，承认并尊敬他的伟大开始。毛泽东是有大功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不承认这一点，否认他的功绩，否认他的伟大，我们不仅有愧于先人，我们这个民族也无法真正强大。所以，我们应该永远怀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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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yuxin_9605 2013-11-5 00:01

这个被称为“两阿提案”的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提案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表达了提案国及赞成这个提案的国家对中国的高度评价，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外交文书。备忘录说： 　　一、这些提案国的政府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特别是对联合国组织的前途，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切身意义。 　　二、多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断地谴责和反对少数国家政府，对享有威望的中国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推行的敌对和歧视的政策。 　　三、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有计划地策划的阴谋，剥夺了约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是联合国组织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大国的法定的席位。企图把中国人民的代表权交给蒋介石集团，完全是处心积虑地、荒谬地、危险地和顽固地无视现实。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关系方面一贯奉行旨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独立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和产生的一切分歧的政策。这一政策最好不过的例证，就是中国作为签字国，严格遵守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五、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充分证明，中国真诚渴望和平，渴望在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互相尊重以及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同她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中国一贯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斗争。 　　六、美利坚合众国根据对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制造的虚构的借口和指责，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这就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驳倒这些指责。应该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充分地尊重其它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七、多年以来，某些大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隔离”政策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因为公认的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已经充分证明，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把中国这个核大国和宇宙大国排斥在外，而同时又要求她承担她没有参与签订的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是不可能的。同样，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作用，而另一方面又否认她在联合国组织内所占有的合法席位。这种立场在逻辑上和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现实，同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捏造成所谓的“中华民国”的神话是不相容的。众所周知，自称代表中国、被安置在台湾岛的非法当局之所以还能够残存下来，那只是因为美国的武装力量常驻在那里。 　　九、联合国组织最基本的利益是立即结束某些人无视一切原则继续要强加给国际大家庭的这种不能接受的和危险的局面。而且，这种态度所开创的恶劣先例，只能使许多会员国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途感到不安。 　　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和它所属的以及同它有联系的一切机构中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对于加强这个组织的威信和影响是绝对迫切需要的。这就要求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它在与联合国组织有联系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拖延这一不可避免的行动只能进一步导致在国际大家庭面前削弱联合国组织的威信。 　　为对抗“两阿”提案，美国伙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同中国代表权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一个是“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第十八所规定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另一个是“关于代表权的决议草案”(又称“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既要“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且建议它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又要“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联合国一切组织和专门机构在决定中国代表权时考虑本决议的条款。” 　　自1971年10月17日起，第二十六届联大开始进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10月24日辩论结束。 　　为了保住蒋帮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据外电报道，尼克松亲自向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驻几十个国家的使节积极开展“拉票外交”;罗杰斯和布什已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还用“准备提供援助”或“准备撤销援助”的办法对一些国家进行利诱或威胁。8月17日布什已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美国政府的主张。9月22日美国抛出的两个提案，形成“双保险”;同时把美国一国的提案变为多国提案，造成更大声势，并可多拉赞成票。美国以为它炮制的两个提案都会以多数票通过。特别是“双重代表权”提案有欺骗性。罗杰斯10月4日在联大的发言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大会来”，“我们希望看到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只是反对“驱逐中华民国”。他说，“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符合联合国要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符合现在有两个政府对中国的领土和人民行使主权的实际情况”。 　　当时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如果不出现弃权票，过半数就是66票。而如果美国的“重要问题”案得到通过，就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 　　10月25日晚，联大在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主持下进行表决。1967年印尼关闭驻华大使馆，并要中国关闭驻印尼大使馆，两国关系中断。因此人们认为马利克不可能偏向中国。 　　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新提案：“北京回到联大和安理会的席位，台湾保留联合国的席位，直到台湾居民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究竟是与大陆中国结成联邦还是成为一个独立国为止。” 　　沙特阿拉伯提议，这些新提案需要各国代表考虑，所有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推迟表决。 　　发言赞成推迟表决的有日本、菲律宾，发言反对的有叙利亚、南斯拉夫、巴基斯坦。 　　经唱名表决，联大以56票反对、53票赞成、19票弃权、3国缺席(不丹、马尔代夫、阿曼)否决了沙特的这个推迟表决的提议。“美国受到程序上的严重挫折。” 　　沙特阿拉伯又要求对其修正案的前两部分进行表决，结果都只有2票赞成被否决。 　　这时，美国代表要求首先表决“重要问题案”，大会以61票赞成、53票反对、15票弃权，使美国的这个提案获得先议权。美国代表“兴奋起来”。 　　此时，17个代表要求发言，解释对行将表决的三项议案的态度。 外电报道说，“支持中国派魄力非常巨大，一个一个地登台，彻底谴责了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不合理和不正当。比起企图用手续方式取胜的美、日派，这一方是单纯明快，以理取胜。” 　　大会主席将美国的“重要问题案”进行唱名表决，结果是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外电报道说，“当电子统计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而美、日代表则“沉默不语”，“表情坚若石头”。“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蒋帮“外交部长”周书楷走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决定退出联合国，率领他手下一帮人离开会场。 　　马利克主席将“两阿”等23国提案交大会唱名表决。美国代表跑上讲台，要求删去该提案中“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一段。在许多代表们的反对声中，马利克主席裁决美国代表的这一要求不符合议事规则，表决继续进行。 　　外电报道说：“在会场正面上方两侧，有表示投票颜色的电子统计牌。灯光按照副主席斯塔夫罗波尔斯的点名而挨次闪亮，赞成为蓝，反对为红，弃权为黄的灯光。”“代表们在点名过程中应答时，大厅里气氛紧张，当蓝色的灯光频频出现，表明23国提案将被通过时，气氛活跃。”“25日晚11点20分，电子统计牌显示，23国提案有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支持中国的代表们全部起立，高举双手用各国语言向会场四周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 “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代表们今晚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做出的努力，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在走廊里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拍桌子。”“马利克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并说他将立即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响起了一阵波涛般的掌声。” 　　由于“两阿”提案被通过，美、日炮制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了废案。 　　美国首席代表布什在表决后发表谈话说：“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了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在匆忙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书楷的助手向记者散发了用打字机打的一项很长的声明，这表明他们本来就作了表决结果对他们不利的准备。事情终于结束了。周书楷自称舒了一口气。他说：‘这是卸下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包袱。它是二十一年来一直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大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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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11-4 23:41

这30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话很需要质疑。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工业科技和国防技术比今天落后很多，比当时的美国苏联更是落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动地挨打。从出兵朝鲜，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到援越抗美，中苏边境冲突，我们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尤其是和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两次较量，美国输的一次比一次惨。所以才有了美国总统1972年的访华。我们如今挨打，也不等于只是因为我们落后。是不是挨打，不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落后，而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甘于挨打。毛泽东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种气魄，应该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凡是愿意挺起腰板做人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遗产。 　　再看看打开中美关系过程中毛主席对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坚持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出现过1954年日内瓦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事。 　　关于这个事，有很多误传，这个误传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周恩来向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这是没有的事。一个懂得外交的大国总理，像周总理那样永远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人，绝不会冒冒失失做出这样莽撞的动作，贸然去和一个敌对国家的官员握手。 实际情况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由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外长、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外相，轮流担任主席。4月26日下午，在旺亲王主持下举行首次会议。英国首相艾登在会后曾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莫洛托夫然后把艾登介绍给周恩来。艾登和周恩来于是热烈地握手。这之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后来是英国第一任驻华代办)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他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美国的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总理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总理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第二天上午，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外相的建议。 　　据当时外电报道，“美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时奉有极严格的命令，规定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议第一天在这里对他的密友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杜勒斯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受到尖锐的抨击。如，《华盛顿明星报》说：“杜勒斯先生演了一出假装不知道共产党中国领袖周恩来之存在的滑稽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在日内瓦，许多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家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在他们看来，由于共产党中国的存在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而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就跟谚语所说鸵鸟把头埋在沙土中的行径差不多。”而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外交风度赢得广泛称赞。路透社日内瓦6月2日电称：“有经验的外交家说，出席这里的亚洲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恢复了一些已不存在的国际会议的尊严与礼节。练达的西方代表团的评论是：注意一下中国代表团的举止，真的像礼貌大全书中所说的那样，合乎外交规范地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西方观察家给予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同僚们以无懈可击的最高评价。” 　　 经过20年较量，斗转星移到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竟然派出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希望访问这个他们拒不承认也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基辛格告诉周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对此，基辛格只是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在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 　　这之后，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说：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任何剥夺中华民国代表权的行动都将在大会上遭到强烈的反对。 　　针对罗杰斯这个声明，1971年8月20日中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对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美国政府说，‘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有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这真是荒谬绝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 　　声明说：“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说什么‘联合国不应被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各自提出的彼此冲突的主张表明立场，以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平解决此事’。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歪曲。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和平解决争端，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中国人民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二十二年前，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有不少会员国，曾经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包括国家名称的改变，但都没有影响它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美国却玩弄种种手法，横加阻挠……” 　　声明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 　　 由此可见，那时的中国，决没有因为已经决定尼克松要来，就软化了我们自己的立场。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副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做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极其生存能力。还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主席得知黑格的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得了!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这个答复念给黑格时，黑格非常尴尬地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这就是毛主席对美国的态度。现在一说改革开放，就好像毛泽东时代就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完全忘了是美国对中国搞封锁禁运，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禁止和中国做生意。而毛泽东时代外交的主旋律，就是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关上中美谈判的大门，从1956年就在波兰华沙开始了中美两国大使级的谈判。到了70年代，承认中国、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加上美国在越南的不利局面，中国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格局的机遇已经到来，毛主席及时抓住这个机遇，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出信号，欢迎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以什么身份都可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是多么开放的姿态!结果就有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绝不拿原则做交易。该反对美国什么，毫不含糊。当年我们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我们热爱和平，但绝不乞求和平。我们愿意和美国交好，但是绝不求着你和我们好。这才是无欲则刚。 　　对尼克松访华，全世界的反应都十分强烈。美国新闻处在1972年2月17日有个电报说：“在本选举年度中(1972年为美国选举年)，正当国内政策的许多问题以及某些对外政策引起争论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受到了美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两党所有的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具有同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当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支持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决议说：“由于美国总统将在1972年2月21日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以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谋求两国之间较正常的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由于美国人民对总统使命的成功抱有最大的最诚挚的希望;因此现在由众议院做出决议(参议院也同意)，……规定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为一致支持总统谋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持久正义和平努力的纪念日……” 　　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后，迎接他一行的，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机场仍有很显眼的反帝标语——当时请示过周总理，是否为了欢迎尼克松而撤下这些标语。总理说不用。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后乘坐的都是中国的国产汽车，红旗和上海。 　　按照原定计划，中美双方将在2月21日下午4点30分举行全体会谈。 　　下午4时许，美国记者到达人民大会堂外等候。可是到4点30分，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露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对此评论说：尼克松迟到了。尼克松平时是严格遵守时间的，这次迟到不知是旅途劳顿了呢，还是另外别的原因。还有人猜测说，也许尼克松对机场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感到不满。 　　下午5时，中方宣布全体会谈推迟至6点开始。 　　5点55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是临时做出的决定。21日下午2点30分，周总理到钓鱼台18号楼找到基辛格，对他说：毛主席马上要会见尼克松总统。当时基辛格还问总理：今天晚上的祝酒辞是温和的还是不温和的?总理说：我待会儿给你看。现在主席等着，要赶紧去。基辛格找到尼克松，一同来到毛主席住处，美方人员随去的还有洛德。 　　毛主席见到尼克松后，首先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尼克松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指基)他是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对尼克松的访华，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叫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对这些话，基辛格后来写道：“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做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是“有政治意义的”;“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意即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 　　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谈话从2点40分持续到3点50分。年近80高龄的毛主席当时大病未愈。会见时，医护人员在附近房间里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后来周总理说：真不容易，70多分钟，主席一声都没咳嗽，忍住了。会见结束后，本来可以按时举行全体会谈，但基辛格又拉着总理商谈这次会见的新闻发布问题。 　　此前半年多时间里，基辛格两次来北京，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此事除尼克松外，只有基辛格的副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基辛格的高级助理洛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工作人员霍尔德里奇知晓，国务卿罗杰斯没有参与其事。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基辛格让洛德参加却没有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所以会见结束后，基辛格对周总理说：发表消息和照片时千万不能出现洛德，否则国务院意见就更大了。周总理交代新闻电影制片厂进行技术处理后，又让有关人员审查一番。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的消息向外披露后，引起巨大反响。合众国际社华盛顿2月21日电：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说：“我对总统有机会这样快地会见毛泽东感到意外，但是感到高兴。” 　　法新社纽约2月21日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星期一上午10时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播送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电视短片。“中国人和美国人看来都是兴致极好，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和周总理在与毛主席的会见完毕离开时都爽朗地大笑。这里的观察家说，毛主席看来身体非常健康。” 　　尼克松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毛主席)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会见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安全官泰勒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说：今天发生了很意外的情况，我们的总统跟我们失去联系70多分钟。我们不担心总统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保卫措施。不过如果在这个时间里发生战争或发生其他的意外情况，总统不了解情况，没法处理。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杨德中说：这是两国领导人临时决定的，我也不清楚。 　　泰勒恳求杨德忠，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希望中方能给他提供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外，以保持他们和总统的联系。 　　 可见当时美国的姿态有多低，中国在中美外交上又有多主动。 　　关于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次出席联大的场景，我们或者遗忘了，或者根本不了解了。不了解这段历史来任意否定贬低毛泽东，说轻了是无知，说重了是无耻。 　　前文已经提到1950年苏联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被美国打掉的事。自1952年第七届联大起，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不再指使其他国家提出议案，而由美国单独提出议案。第七届联大至第十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延期审议所有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自第十一届联大至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在这九年中，美国提案均以多数票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但在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中，却多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称谓。 　　在这9年中，联合国会员国由60增至99，美国提案虽都以多数票通过，但赞成票1952年为42,1957年为48,1960年又降到42;浮动不大，反对票1952年为7，以后逐年增加，1960年为34，弃权票为22。可见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越来越困难了。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这期间，中苏关系分裂恶化，挑头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最后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函中说：“我们奉本国政府之命，谨要求阁下将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的议程。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随函附去解释性备忘录和决议草案。” 　　不久，又有5国参加这一提案，提案国总数为23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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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yuxin_9605 2013-11-4 23:31

（熊蕾老师现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是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是被毛泽东称之“一人可顶几个师”的中共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 　 熊蕾于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度美国东西方中心杰斐逊学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对外报道，在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菲律宾、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杂志发表中国政治、文化、妇女、儿童、教育、科学、宗教、民族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英文专题报道数百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问题的对外报道、西方国家的中国报道以及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中的人权问题。 　　本文是熊蕾老师今年在广州图书馆讲座时的一个整理文稿。） 这些年来，对毛泽东仇恨的咒骂和诋毁，不绝于耳。起初还是所谓“革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功过相抵，过大于功，甚至于罪大于过。现在，则干脆把毛主席说成是希特勒一样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甚至直接说他要为5000万到8000万人的死负责。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干脆否定毛泽东思想——他们说，20世纪的中国，根本没有思想者。等于领导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什么也不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立场。作为个人，对毛主席或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们不能不无视历史事实，不能不实事求是。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夺取政权，这28年的革命历史，毛主席在其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任何人也不能否认。 就说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世这27年里，毛主席也不像那些人所诋毁的是无功有罪。毛主席在这2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居功至伟，即便是被非议被否定的一些错误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 　　在这27年里，毛主席最伟大的一个功绩，就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国内，是被压迫的工人农民有了政治地位，在国际上，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虎虎生威，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本文着重回顾毛泽东主席领导我们在国际上站起来的历史事实。 　　战史专家双石在《开国第一战》中说：“在1949年以前的114年间——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9年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在列强入侵、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人民在天灾、人祸和战火的蹂躏之中挣扎，田园荒芜、白骨遍野，每年死于战乱和饥荒者即达数百万之巨。”从1840年以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直到最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华北，大半个中国沦陷，中国屡屡割地赔款，积贫积弱，毫无国际地位可言。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内战剿共。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共逼蒋抗日，再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开始实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美英苏等大国才算把中国当成了盟友，但是迟至1943年秋天才把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为“四强”。可是作为这四强之一的中国，依然是仰人鼻息。1945年2月，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就根本没让中国参加。美国苏联英国在雅尔塔对它们在战后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瞒了中国4个月，才通报给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即使不满，也只能打落门牙带血吞，接受了旅顺为苏联海军的不冻港，接受了横贯东北的中长铁路的一半权益归苏联所有，同时还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痛哭失声，说： “我们抗战八年，如今胜利了，为什么却落了个割地的下场?上一次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却要我们割青岛。如今呢?说什么中国是‘四强之一’，作为战胜国却丧失大片领土还失去这么多权益!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犹有可说，可是苏联怎么也这样损害中国利益?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居然也同意签订!我们愧对先人哪!”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第一次出国去苏联，签订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友好条约，就推翻了陈嘉庚老先生说的丧权辱国的规定。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外蒙古的独立已成定局，它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收不回来了。但是中长铁路的权益和旅顺港，都收回来了。这还是新中国对自己当时的头号盟友，和美国平分秋色的苏联叫板收回的。中苏两国政府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说：中国新的人民政府“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大连的行政，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这还是在所谓的“一边倒”的时候，新中国对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就没有一点含糊。这和1949年以前历届中国政府在洋人面前或者屡屡碰壁或者奴颜婢膝的状况，那是天壤之别。 　　关于“一边倒”，很多人，包括高考试题和一些外交部的人，都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概括为对苏联的“一边倒”。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误解和误导。因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一个单纯只倒向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是当时的外交方针之一，而不是外交政策的唯一和全部。 　　“一边倒”的提法，最初见诸于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希望有兴趣的人找来看看。社论回顾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边倒”?不能。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才是我们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优先发展和苏联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脱离平等待我、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 　　周恩来总理1950年9月30日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的报告时，根本没有提及一边倒，只是重申了《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周总理说，新中国一年来的外交，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原则执行的。当时，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越南、缅甸、印尼、丹麦、瑞典、瑞士、印度17个国家，有6个不属于苏联阵营，同时又有巴基斯坦、英国、锡兰也就是斯里兰卡、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这8个国家表示愿意与我们建交，其中英国、挪威、荷兰、芬兰这四个国家已经开始同我们进行建交谈判。这几个国家都不是苏联阵营。这怎么是一边倒呢? 　　而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阵营已经形成，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冷战由曾任英国战时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1946年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从意识形态延伸到经济领域，其主要体现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由美国发起，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挪威、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参加，于1949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将军事武器、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列为绝对禁运或数量管制及监视项目，禁止或限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951年通过对中国、朝鲜的禁运法案，对中朝两国实行封锁、禁运。之后巴统又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执行禁运机构，开出了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所列禁止出口到中国的项目比禁运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项目还多500余种。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倒向美国，除非趴下投降，连门都没有。 　　1952年，周总理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做《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时，提出：新中国执行的和平的对外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他说，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做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称，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周恩来说，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周恩来说，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也解释了上边说的帝国主义者的胡思乱想。周总理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这是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周年的成绩，而且是在朝鲜战争还在打的情况下。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这样的外交方针和实践，能简单地用“一边倒”来概括吗? 　　对自己的盟友，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尚且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毛主席也是该怎样就怎样。 　　那个时候，中国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基础，仅有的国家资产还被蒋介石全部席卷到台湾。美国又在对我们搞封锁禁运。就这样，毛主席也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该硬的时候绝不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人听吗?不听。长驱直入打到了鸭绿江边，美国飞机的炸弹还炸了我们的安东(即丹东)。毛主席怎么样?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一直把美国人打回了三八线。用双石的话说，就是：“一战扬威，震慑对手数十年;百年雪耻，稳定家国半世纪。” 　　关于抗美援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双石的《开国第一战》。这里我只想强调，那个所谓的联合国军，其实是违法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缺席、而真正应该代表中国的合法席位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做出的决议。1950年1月，苏联就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席位问题，与美国发生了严重分歧。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及安理会成员国，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宣读了周总理的电报并称：“苏联代表团奉苏联政府训令特此知照安理会：苏联代表团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声明，并且坚持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马立克接着提出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的提案。在讨论过程中，轮值安理会主席、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代表蒋廷黻被迫将主席职务让给古巴代表。美国代表反对苏联提案，理由是：美国“承认授权蒋廷黻出席安理会的政府”。1月13日，安理会对苏联提案进行表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赞成，英国、挪威弃权，其余6票(包括蒋廷黻)反对。这样以简单多数否决了苏联的提案。马立克宣称：“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直至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被开除为止，苏联将不承认安理会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参与之下所通过的任何决议，并将不理会这种决议。”苏联代表团随即离开会场。应该说，苏联代表团的这个举措，是非常不妥当的，是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但是历史就是历史，错误无法挽回也已经发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破坏”，并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围绕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中国同美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在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的情况下，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意图通行无阻。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提供军队和其他援助。赖伊通知各会员国执行。7月7日，美国又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的16国的军队。7月6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安理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的行动，正加深了这一破坏性”。“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我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秘书长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公然侵略行动却又一声不响，放弃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工具。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这个立场和声明是堂堂正正的。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这其实是联合国对自己历史错误的一个纠正。我们今天再谈朝鲜战争，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我们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应该忘记联合国犯下的历史错误，不应该忘记真正制造朝鲜半岛分裂、侵略朝鲜的是谁。 　　除了抗美援朝，我这里还有一个记录，记载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人民解放军对美国入侵中国领海领空的态度。 　　1950年8月27日上午10时04分，美国飞机B29和P51及蚊式飞机数架，分四次对鸭绿江右岸我建筑物、车站、车辆及人员扫射，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外交部长周恩来当天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美空军，赔偿我损失。同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安理会立即制止美国的这种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指出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飞机第一次入侵我领空。当时，铁路工会、青年团铁路工委、东北总工会等团体纷纷发电报，举行座谈会，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支持我国政府对美国的抗议。 　　1958年9月7日下午14时45分到19时，美国军舰四艘侵入我福建省金门、厦门地区领海12海里以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军舰第一次入侵我领海。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对美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首都当天举行反对美国侵略的示威游行大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这是美国继1950年6月27日“用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后，企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是“对我们六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因为当时为国民党军舰保驾护航的美国军舰通常不会侵入到我们主张的12海里领海范围内，所以，对于美国军舰采取什么行动，毛主席有个指示，即对来犯敌舰，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侵入我12海里领海，则将其驱赶出去。但是在实施时，只要我们冲国民党军舰一开炮，尚未进入我12海里范围的美舰就掉转航向跑掉了。 　　1964年，美国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此后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犯更加频繁。美国军舰和飞机多次对我飞机、渔船、商船和边境居民进行炮击、扫射和轰炸，炸毁我民房;打死打伤我渔民;击落我正在进行训练的飞机，使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威胁和损失。 至1970年12月15日，对美国军舰和军用飞机侵犯我领海领空的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共提出478次严重警告。 　　应该说，整个1950年代，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都很弱，战斗机和军舰的数量质量与美国完全不能相比，比台湾国民党军也落后很多。 尽管如此，当时的海军空军该出手时绝不含糊。对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的美国入侵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给予迎头痛击。 　　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70年，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入侵美机40架，他们自己乌龙击落自己飞机1架，共击落41架，击伤9架，其中两架逃跑途中坠毁。 　　典型战例有1965年9月20日，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一举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一架，并活捉美军上尉飞行员一名。1967年4月24日，在广西地区上空，我空军部队全歼美军F-4B型战斗机两架。几天后的4月29日，我空军部队又在广西地区上空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5月1日又击落美军A-4B型攻击机两架。这样，我空军在8天时间里连续打下5架美军入侵飞机，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从1964年6月至1970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共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20架，击落美国F-4C型、F-104型、A-3B型、RA-3D型等飞机11架，击伤一架。这期间，我国沿海军民还全歼美蒋特务多股。 　　1971年10月2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告诉为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美国SR-71型高空侦察机经常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上空进行空中侦察，有时进入离中国边界几十公里的地方。我们命令我们的部队，凡是侵入中国领空的军用飞机都要打。基辛格表示：我们理解你们将保留对飞越你们领空的事件采取行动的权利。请看，这就是毛主席对首次来中国示好的美国人的态度。我们可以谈友好，但是你们的军用飞机要侵入我们的领空，我们就要打。对这样的中国人，美国人只能说，我们理解。 　　 翻遍1840年以来的历史，中国在世界大国面前，何曾有过这样的硬气?挺着这样硬的腰板的中国人，是不是很扬眉吐气? 　　在尼克松来访之后，美国一度停止了对我领海领空的骚扰。加上间谍卫星的发展，这样的骚扰也不是很有必要了。像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中的美军EP-3型侦察机何时恢复的对我南海领空领海的侦查，我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1980年代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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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3-11-1 17:47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　1952年3月23日　，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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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主席两个女儿现状震惊国人，全国人民都哭了 (转帖)

热度 19 陈营 2013-9-30 01:05

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纳的合影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纳在自己家里的一张合影照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似乎感觉到了有一种巨大的震撼力，还有一些苍凉，一些不平……，你看，她们的住房还是最平常不过的普通房子，这在北京市里，应该算是贫民窟了吧，还有那几件再普通再简单不过的老式家具，老式的电饭煲，老式的暖水瓶，廉价的花布门帘，特别是桌子上那个几元钱就能买到的、用来罩剩饭剩菜的用具（我不知道这种用具的名称应该叫什么），在里面肯定还有当天吃剩下的饭菜……李敏和李纳衣着非常一般，非常朴素，非常平常，完全可以和现在的老太太融为一体，甚至还不如现在普通家庭的老人们穿得好呢。说实在的，如果不说是毛泽东的女儿，谁又能将她们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啊，肯定还会以为是两个普通的下岗工人，或者是吃低保的两个老人正在话家常呢。 毛主席与女儿李讷李敏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此刻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从外表来看，她已经是非常衰老了。 她的行动十分缓慢，她不得不十分缓慢地从汽车里出来，费了很大劲才终于稳稳地站住了，然而当李讷终于站立在那里，就立即显示出有几分那种遗传的伟人气质和风度，高傲和倔强，仿佛任何力量也不可战胜。 李讷长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按照目前的医疗制度，诸如透析等项目都是需要自费的，而一般的公费药物根本无法治疗，李讷的病况已经十分严重，双肾严重萎缩，据专家诊断，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换肾，而这是不可能，李讷因为退休很早，工资标准很低，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做透析治疗，更不可能做手术治疗。可以说，李讷是凭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与病魔抗争的。 进屋后，大家就这样坐着，李讷早已养成了沉默的习惯，李讷的沉默也感染着我们所有的人。 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继承毛泽东的一分钱的遗产，无论在毛泽东在世时还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李讷都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讷自然也属于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谨小慎微地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对于这个火红的年代，李讷已经是一个边缘人。 人民怀念毛主席 李讷对生活是知足的，她似乎什么也不缺。她缺钱吗?不，实际上只要她一松口，就会有无数的人愿意为之付出。据媒体曾经报道，一位沂蒙山老区的农民得知毛主席的女儿生活极端困苦，捐给了李讷2000元钱，但李讷把这钱转捐给了希望学校。也曾有一位港商得知李讷的困境寄来了1万港币，但李讷决定兑换成人民币之后捐献给延安老区，结果在银行被骗子将此款骗走。李讷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馈赠和帮助，她说：“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我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 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是陕西榆林人，1940年仅13岁就参加八路军，曾经做过毛泽东的卫士。一个不小心暴露出他穿的袜子，那似乎是一种解放前才有的袜子，袜筒是那种几十年前的纱袜，袜底是用布缝的，已经补了很多的补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显然是手毛泽东的影响。 尽管从外表来看，李讷似乎是一个落魄的老太太，但这种外表掩饰不住她内在精神的光辉，李讷是一个文化人，北大毕业，文史哲的功底相当好，她有着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她的沉默与无言，默默地向世界宣示着她那种内在的坚强与冷傲，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精神。 在李讷身上，也体现了那种士大夫的傲骨，那种冷傲的骨气令人不得不为之油然而生出敬意。 都说女人如花，在我看来，李讷更像是一尊玉。玉，凝天地之灵气，现日月之精华，玉性坚实而温润，秀外而慧中，高洁而内敛，一如李讷的品质，坚韧不拔、聪慧内敛，善解人意。她的“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以及“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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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yuxin_9605 2013-9-20 00:55

诗曰：联合国中排席位，中南海内建邦交。小球推动大球转，万古云霄一羽毛。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映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号，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尚的荣耀与崇敬。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号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座的右侧位，我和张玉凤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宵。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 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 　　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 　　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 “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 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拚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 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 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 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 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 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 “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 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 　　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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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3-9-19 22:22

同胞们，记住918，要把那些强盗豺狼全都埋葬，把它们全埋葬！ 宋祖英 -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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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yuxin_9605 2013-8-30 07:45

作者：张承永 乾坤之奠就是从毛主席奠基治国一系列的故事中。选编了九十九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从各个侧面，向人们展现了1949年至1976年这段波澜壮阔的火红历史和伟大的建设成就。且每个故事篇首亦配以诗作，以抒感慨，增强韵味。 　　 (献给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张承永编著 　　2013年9月9日(星期一) 　　 序言 　　乾坤者，乾者为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坤者为地，柔顺宽厚、博大载物，两者精神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形成毛泽东特有的刚柔并济、进退有度、顶天立地的精神——道法自然，这是毛泽东师法天地之道的必然结果。 　 　奠者定也。传统蒙学课本《幼学琼林》开篇首句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混沌，元气也，阴阳未分之象。乾，天也。坤，地也。奠，定也。《易经》曰： “太极生两仪，两仪未分，其气混沌如鸡子。盘古氏出，则天地之道，达阴阳之理，于是伏者为天，偃者为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两仪，天地也。鸡子，即鸡 卵。盘古，犹言盘固。 　　毛泽东，新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奠定乾坤。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事业，从一穷二白起步，经过战天斗地，自力更生，改变了祖国山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走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经济成果?钢铁产量，1949年的是16万吨，1976年是2046万吨。增长了129倍。原煤产量，1949年的是0.32亿吨，1976年是 4.83亿吨，增长了15倍。原油，1949年是12万吨，1976年是8716万吨，增长了726倍。发电量，1949年是43亿千瓦/时，1976年 是，2031亿千瓦/时，增长了47倍。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的人民币，增长到1976年的327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23.4倍……即 使在文革十年中，除67、68两年外，其余各年都呈增长态势，有的年份增长率高达20%以上，超过改革开放中的增长率。工农业总产值，由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2534亿元，增长为1976年文革结束时的4536亿元。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7.1%。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5%;农 业为3.3%;国民收入年平均增幅为4.9%。 　　岂止是这些具体数字，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不依赖任何国家的工业体系。从一个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病夫”的贫穷弱国，建设成为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连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都不敢冒犯的新中国!从一个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国家，发展成为能制造飞机、轮船、原子弹、氢弹、导弹，用现代化武装人民的军队。人造卫星的上天，使中国成为核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大国。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已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还特别指出，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在什么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任何人给毛泽东创造一个“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搞发展”的战略机遇。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日的安全条约、美蒋的防御条约、东南亚的集体防务条约、剑指中国， 封锁禁运。印度反动派蚕食中国领土，挑起中印边境战争，前苏联在中国东北陈兵百万，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从内部环境看，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 陆，潜伏下来的特务从事破坏活动，几十万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颠覆新生政权、西藏达赖集团发动叛乱，不法资本家破坏经济秩序等等。在那样一个极其艰险、极 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毛泽东只能一面指挥打仗，一面进行生产，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除了他----毛泽东!不知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取得如此建设成就和经济发展? 毛泽东，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 为他的继承者铺平了通向世界之路! 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国际与 国内环境! 　　乾坤之奠就是从毛主席奠基治国一系列的故事中。选编了九十九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从各个侧面，向人们展现了1949年至1976年这段波澜壮阔的火红历史和伟大的建设成就。且每个故事篇首亦配以诗作，以抒感慨，增强韵味。 　　目录 　　(一)毛泽东解读五星国旗…………………………………………1 　　(二)毛泽东拍板国歌不改词………………………………………4 　　(三)毛泽东的民族自治……………………………………………5 　　(四)毛泽东为“二乔”断名………………………………………7 　　(五)毛泽东治下的“黑白”之战…………………………………8 　　(六)“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10 　　(七)毛泽东的“年三十”与“年初一”…………………………12 　　(八)毛泽东任命陈明仁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14 　　(九)毛泽东委任“皇叔”…………………………………………15 　　(十)毛泽东关心“皇妹”…………………………………………17 　　(十一)毛泽东宴请“皇上”………………………………………17 　　(十二)毛泽东代党还债……………………………………………21 　　(十三)毛泽东关照段祺瑞后人……………………………………23 　　(十四)毛泽东给一封贴着废邮票来信的回复……………………23 　　(十五)毛泽东与信访工作…………………………………………24 　　(十六)毛泽东与韶山亲友…………………………………………27 　　(十七)毛泽东的“苟富贵，毋相忘”……………………………33 　　(十八)毛泽东与宋庆龄……………………………………………35 　　(十九)毛泽东与肖华………………………………………………36 　　(二0)毛泽东与艾思奇……………………………………………37 　　(二一)毛泽东与梁漱溟的恩恩怨怨………………………………38 　　(二二)毛泽东的“三个人饭五个人匀吃”………………………40 　　(二三)毛泽东创新的刑名——“死缓”…………………………41 　　(二四)“杀了女匪首岂不太可惜”……………………………………43 　　(二五)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46 　　(二六)毛泽东告戒：“不要做李自成”………………………………47 　　(二七)毛泽东：“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51 　　(二八)毛泽东与农业合作化运动………………………………………55 　　(二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57 　　(三0)毛泽东春节游黄鹤楼……………………………………………59 　　(三一)毛泽东调“五马进京”…………………………………………62 　　(三二)毛泽东命令成立“石油师”……………………………………63 　　(三三)毛泽东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64 　　(三四)毛泽东式的调研…………………………………………………66 　　(三五)毛泽东给农民让路………………………………………………71 　　(三六)毛泽东论“大仁政”与“小仁政”……………………………72 　　(三七)毛泽东命名“解放”汽车………………………………………78 　　(三八)毛泽东宴请工商巨头……………………………………………80 　　(三九)毛泽东拍板荣毅仁为“完全守法户”…………………………82 　　(四0)毛泽东堂弟毛泽青“三反”中被打“老虎”…………………82 　　(四一)毛泽东亲自起草宪法……………………………………………84 　　(四二)“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85 　　(四三)毛泽东调查与探索………………………………………………86 　　(四四)毛泽东谈人口的控制……………………………………………88 　　(四五) 毛泽东与“美庐”……………………………………………88 　　(四六)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89 　　(四七)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投石问路”………………………………90 　　(四八)毛泽东亲手扶犁犁田……………………………………………92 　　(四九)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93 　　(五0 )三面红旗是怎样提出来的?……………………………………94 　　(五一)毛泽东给小麦估产………………………………………………95 　　(五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96 　　(五三)毛泽东在合肥楼香楼的“约法三章”……………………98 　　(五四)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99 　　(五五)毛泽东为身边卫士做媒……………………………………100 　　(五六)毛泽东韶山祭祖……………………………………………102 　　(五七)毛泽东处理战将王近山婚外恋毫不留情…………………103 　　(五八)毛泽东一双穿到鞋匠也不肯补的拖鞋……………………107 　　(五九)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格局……………………………108 　　(六0)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名片………………………………109 　　(六一)毛泽东与斯大林那些事……………………………………112 　　(六二)毛泽东不吃死鱼……………………………………………119 　　(六三)沙皇寝宫的新客人…………………………………………121 　　(六四)毛泽东与中国留苏学生……………………………………123 　　(六五)毛泽东怒“请”赫鲁晓夫…………………………………128 　　(六六)毛泽东与外蒙古……………………………………………131 　　(六七)毛泽东和英国元帅的游泳外交……………………………138 　　(六八)吴旭君谈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五步棋” …………144 　　(六九)毛泽东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161 　　(七0)毛泽东要按中国人的“”惯例“办………………………174 　　(七一)不按“国际接轨”的“召见”……………………………177 　　(七二)毛泽东满足尼克松索要墨宝的要求………………………179 　　(七三)毛泽东为乔冠华续打油诗…………………………………181 　　(七四)毛泽东发明的英文单词……………………………………182 　　(七五)毛泽东的小国外交…………………………………………184 　　(七六)毛泽东与香港回归…………………………………………185 　　(七七)新中国甲字第一号持枪证…………………………………185 　　(七八)毛泽东的大迂回大包围………………………………………186 　　(七九)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决策……………………………………188 　　(八0)毛泽东与彭德怀趣喻抗美援朝战争…………………………197 　　(八一)毛泽东的现代防御思想………………………………………199 　　(八二)“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01 　　(八三)“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202 　　(八四)毛泽东诗赞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03 　　(八五) “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204 　　(八六)毛泽东指挥下的炮击金门……………………………………207 　　(八七)毛泽东大手一挥：“扫了它”………………………………209 　　(八八)不战而屈人之兵………………………………………………211 　　(八九)毛泽东运筹帷幄的最后一仗:西沙保卫战……………………214 　　(九0)毛泽东妙笔生花 齐白石“废画”成宝………………………225 　　(九一)毛泽东忙里偷闲——编书……………………………………227 　　(九二)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229 　　(九三)毛泽东与文字改革……………………………………………230 　　(九四)毛泽东与三位学者的西湖佳话………………………………231 　　(九五)毛泽东推荐旧体诗……………………………………………235 　　(九六)毛泽东与“裸体模特”风波始末……………………………236 　　(九七)毛泽东的“白首吟”…………………………………………238 　　(九八)毛泽东最后读的一本书………………………………………240 　　(九九)毛泽东的最后岁月……………………………………………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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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8-26 16:08

朱永嘉：罪疑从轻，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 作者：朱永嘉 查看历史各种审案可知，口供不可靠，很多时候是拷掠之下的供词。情理与口供相比，情理在第一位，作案没有动机就可疑了，疑案从轻便是由此而来。罪疑从轻，这一点古人早已讲了，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我没有参加过专案工作，也没有从事过办案的工作，但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确实曾经关心过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案子。从历史上看，所谓大案、要案、命案，这类案子的处理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当时就破了的，还原了案子的真相。一类是在破了的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追求尽早破案观念影响下，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把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那势必产生大量的冤案和错案。另一类是没有破的案，那就成了疑案。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除了前二类已有定论的案子外，应该说还是有大量的疑案，这并不奇怪，因为破案也是要有条件的，有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过了一段时间成了疑案，如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的学生投毒案，因为找到了直接的证据，那可以说这个案子是破了。十年以前清华大学学生朱令被投毒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不能因现在复旦破了的案子来类推当时的嫌疑人，从而追诉过往的案子，那是很难断案的，结果只能存疑，这就只能属于疑案了，对嫌疑人还应疑罪从无。这个案子虽然没有破，对作案人讲，在良心上他只能永远是一个负疚的罪人。对办案人的功过，不能以破案率的多少来衡量，如果破案率很高，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对社会的安定和执法的公正反而是一种伤害。把破案多的人称作神探，我往往对这种神探抱着怀疑的态度，福尔摩斯毕竟是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实际生活中的神探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看他有没有造成冤案和错案。在公安人员中，那种对破案存有邀功思想的，往往在他们手上沾满别人的鲜血而不自知。在破案的问题上，我不是不可知论，但破案对司法人员而言，毕竟有主客观条件上的限制，不承认这一点便不是真正的唯物论者。 　　办案的人，往往喜欢看上面的颜色行事。汉武帝时有一个廷尉，即当时高等法院的院长，名叫张汤，他真是一个清官，死的时候，"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无它赢。"说明没有谋求过私产。他办案时，有一个原则，"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汉书·张汤传》)张汤的断案因人而异，所以异无非是看汉武帝的态度，皇帝要重治的，他就重治其罪，皇帝想释放的，他便让轻平之吏去审理。对于豪强，则设法入之以罪，对于下户羸弱者，张汤虽具文上奏其有罪，而口头上则对皇帝说，请上裁察，上得汤言，往往释其人罪。他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得罪人太多，自己被陷害了。皇帝派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同上)他那是讨好上峰，结果汉武帝把一切冤案错案往他身上一推，他只能自杀。在历史上，张汤只能成为酷吏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时，还有一个廷尉，名叫杜周。《汉书·杜周传》称： 　　"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可见杜周办案同样伺察上峰意志和颜色办事，他办的案远远超过张汤，史称：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杜周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晚年，他办案便是看汉武帝的颜色。诏狱是皇帝交办的案件，二千石是郡太守一级的官吏，被扣押的一百多人，监狱中关押的犯人达六、七万人，案子的证人，也一起押送到监狱，所以听说要被找去作证，便亡匿不出了。监狱由于人满为患，管理狱政和审判案子的人员增加到十多万。那样的审判，就谈不上什么公正的审判了。从办案的复杂亦表现了汉武帝晚年社会秩序不稳定，故他在晚年有罪己诏。即使在古代，司法要公正，不办或少办错案与冤案，那么司法就不能看风行事，要保持法律的尊严。《汉书·于定国传》有那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不以自冤。"这里对办案人员评判的标准，不是什么办案的多少，也不是什么破案率的多少，更不是满足上峰办案的意图和要求，而是有没有冤案和错案，办冤案和错案的，就不是合格的司法人员。为什么对张释之的评语是"天下无冤民"，因为他能保持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即使是皇帝的御意，他也不买账，一定要争一个司法的公正。张释之是汉文帝时的廷尉，《汉书·张释之传》载其事云：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张释之敢于与汉文帝争一个司法公平，不因汉文帝不满意而更改自己罚金的判决，这就是法官应有的责任。在执法上的平等和公正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并不是西方的发明创造。皇帝的权威比当今政法委书记权威要高得多，而我们现在的法官，在人员管理上应当由政法委负责，在断案上便不能看政法委的颜色办事，否则的话，你自己身子已邪了，怎么能不出冤案和错案呢?张释之还有一个案例，其本传称： 　　"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这一个案子的争论，汉文帝还是听从了张释之的意见，没有进一步加罪于人。张释之不仅执法公平，他对汉文帝的太子和梁王乘车入司马门而不下车也敢于弹劾，亦可见此人执法不阿贵戚。而汉文帝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作为廷尉的张释之能比较公平的审理案子。至于于定国，《汉书·于定国传》称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罪疑从轻，这一点古人早已讲了，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罪疑是嫌疑的对象有疑点，但没有必要的证据，不得不判时，只能轻判，我们现在的疑罪从无则更进一步了。 　　在于定国身上，有一个案例，其本传云：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从这件案子可以知道口供不可靠，很多时候是拷掠之下的供词。于定国是从情理上推断，孝妇不可能虐杀其婆婆。情理与口供相比，情理在第一位，作案没有动机就可疑了，疑案从轻便是由此而来。至于枯旱三年，那是后人的想象与自然灾害的联系，关汉卿写的《窦娥冤》讲的故事，属于同一类型。把疑案办成冤案，在这一类问题上，历史的评价还是公正的。对一个司法人员的评判，不在于他办了多少案，破了多少案，而在于他平反了多少冤案和错案，在于他办案是否公正公平。 　　中国古代从事司法审判的，还有一个正面的典型，那就是唐代的狄仁杰了，他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任大理寺丞，大理寺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旧唐书·狄仁杰传》载： 　　"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在狄仁杰与高宗对话中，讲了逆龙鳞的典故，出于韩非子的《说难》，还引了张释之与汉文帝为盗高庙玉环谏诤的故事、魏文帝与辛毗的故事，作为自己意见的根据，结果唐高宗还是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狄仁杰的长处不仅仅在断狱迅速，一年判案一万七千人，可谓多矣，更可贵的是其中无冤诉者。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没有破也无法破的疑案，或者称其为悬案，这些案子实际上是无法判了，成为疑案了。《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由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这件案子发生在中共十大以后不久，1973年的10月21日，李震是公安部长，那天半夜人失踪以后，结果在公安部院子内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是于桑下去看了，说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这个案子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的判断，这个案子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是审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于是毛主席举了明末的三大疑案，说明有许多案子是疑案，事实上它很难断的。最终这个案子以自杀定案，实际上也只能如此。 　　毛主席说的明末的三大案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关于梃击案，此事起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明通鉴》卷七十五载其事云： 　　"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系。" 　　"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按其迹，若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上待之薄，中外方疑郑贵妃与弟国泰谋危太子，及差被执，举朝惊骇。" 　　"廷元以疯癫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复讯，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积薪草，为人所烧，气愤赴朝声冤。行至东华门遇一人，谓持梃入可当冤状。遂误入东宫，按律当斩，加等立决。'奏定，未上，刑部主事王之寀独疑之。" 　　王之寀是刑部主事，他去牢中私访疑犯，《明通鉴》续云： 　　"王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张差，私诘其实。差初不承已，云'不敢说'。至寀愈疑，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遇人辄打死。'乃舁我枣木棍，导我由厚载门到宫，因击门者墮地，老公，遂被执。老公者内侍通称也。" 　　这样案情便扩大了，涉及到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和太子之间的矛盾，而背景是福王与太子之间的争立，这个案子便牵涉到神宗、太子、贵妃方方面面的关系。那时有一个孙承宗，后来是明熹宗的侍讲官，大学士吴道南请教孙承宗如何处置此案，孙承宗回答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道南按照他的意见上疏神宗，事遂定。关键是神宗不愿颠覆现实中的暂时平衡，那么这个案子便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只能把张差与太监庞保、刘成处死了事，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案子中的一些疑点，只能把它悬挂起来了。 　　关于红丸案，那是神宗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即位一个月内，因服红丸而去世，其服红丸的原因是光宗即位以后，郑贵妃进美女四人，而光宗喜欢其中的李选侍，之后没几天就病倒了，内医崔文昇下通利药，于是一昼夜三四十起，结果是头目眩晕，身体疲软，不能下床行走，有人认为崔文昇用药不当。光宗又召鸿胪寺李可灼，《明史纪事本末·三案》云： 　　"上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趋和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诸臣出宫门外竢，少顷，中使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可灼及御医各官留。时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辅臣迎讯之，可灼具言上恐药力竭，复进一丸，亟问复何状?可灼以如前对。五鼓，内宣急召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矣。时九月乙亥朔。" 　　光宗服了二次红丸，便一命呜呼。所谓红丸案的过程，第一，常洛病情起于郑贵妃进美女四人，好色引起身体虚弱，而崔文昇用通利药，止不了泻，病情加重，处于弥留状态。第二，李可灼进红丸是通过宦官走后门送进去的。第三，光宗连服二颗，在吃了第二颗以后便一命呜呼了。光宗即位二十九天，怎么就死了，光宗的外戚怀疑是郑贵妃、李选侍暗害光宗，于是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便怀疑后宫有阴谋，上疏要求追查。光宗究竟死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故意陷害便成为朝廷争论不下的疑案了。 　　紧接着便是移宫案，移宫是一个事件，这一事件暴露了前朝政府与后宫之间的对立，对立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掌控明熹宗这个傀儡，那么谁就能掌控这个权力结构的运转。对于后宫来讲，这是他们根本利益所在。《明通鉴》卷七十六记载其事云： 　　"时选侍据乾清宫，与心腹阉魏进忠谋挟皇太子自重。群臣入临，为群阉所格，给事中杨涟厉声责之得入。临如礼，刘一燝詰皇长子所在，群阉不应，一燝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绐曰：'第出即返。'遂扶皇长子趋出，及门，中官数辈追及，揽衣请还，涟呵退之，一燝与张惟贤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群臣叩头呼万岁，还居慈庆宫，择日登极。"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宫府争夺熹宗的控制权，宫是后宫的后妃与宦官，府是朝廷九卿六部的官员，这一次熹宗由朝廷官员直接掌控，而朝廷举行朝仪的乾清宫则在李选侍的掌控之下，于是有李选侍移宫的问题。《明通鉴》卷七十六续云： 　　"丙子，廷臣合疏請选侍李氏移宫。时选侍图专大权，欲与皇长子同居。" 　　站在李选侍一方的还有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坚持移宫的是杨涟与左光斗等官员。熹宗对李选侍有警惕，认为其父是她们害死的，但对客氏与魏忠贤比较信任，最终是李选侍迁居哕鸾宫，熹宗复返乾清宫。对待移宫这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前朝与后宫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后来对于三大案的是非问题便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涉及权力结构内部的纷争，历来是构成疑案的土壤，当由疑案发展成党争，对整个权力结构的稳定往往是致命的伤害。 　　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汇报李震之死这个案件处理过程时，实际上是不要因这个个案扩大打击面，造成权力结构的内讧。如果如此这般演绎下去，对十大以后的大局不利，因为李震苦恼的是公安部内部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由于李震起草的代表公安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在核心小组讨论多次还是不统一，最终这个报告流产，李震之死与这个报告直接有关。总理是从案件的细节认为他杀的可能大，故要追查下去，而毛主席从稳定大局出发，故以明末三大案为例，作为疑案挂起来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许多党政干部受了不少委屈，让他们宣泄一下吐一点怨气有何不可，越是压得紧，以后的反弹也越是凶猛，这一点许多当事人都不懂。毛主席抱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他对张茜的讲话也是为了抚慰老干部。故毛泽东在那段时间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保护老干部，压一下江青和文化大革命起来的新干部，其中的道理所在，也是为了维持大局的稳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苦心孤诣。林彪事件以后的批林批孔之宗旨，让老干部们吐一口心中的怨气，也是他为了顾全大局这个宗旨的做法，大家是不是都领情，那又是另一回事。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疑案，除了明末三大案之外，还有不少，如唐顺宗永贞之变，二王八司马的冤案，唐宪宗之死，实际上都是疑案，韩愈起草《顺宗实录》，希望能流露一点事件的真相，由于真相影响到宦官俱文珍以后诸在位之宦官的利益，所以备受责难，又找人另撰。故这一类疑案，只能让后人去评述了，当时受利益相关方的限制，很难说得清楚。韩愈的《顺宗实录》五卷本所以流传至今，是作为韩愈个人的作品，不是唐朝的官方文书。故施之义的口述，留下一点资料，对后人了解这一段疑案的历史还是有益的。至于今年5月23日，《南方周末》第三版的福清纪委爆炸案，那是当代的疑案，被起诉的几个被告最后都无罪释放了，但案子未破，文章中那位拆包爆炸的司机是纪委副书记通过电话传呼后才赶到那里拆包引爆的，因而没有追查。这比起历史上那些大案要案变成疑案，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这类案子的是是非非，还是各说各的的，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利益相关方的人都去世以后，成为历史上的是非，到时候自有公论。如唐顺宗与宪宗的疑案，陈寅恪先生有一篇很精辟也很公允的考证文章，恕我不再在此赘述了。我是搞历史的，历史上这类事也见得多了，如晚清慈安与光绪之死都是疑案。慈安皇太后死得很突然，左宗棠公然在宫中嚷道："我今天还见到太后上朝，说话和平时一样清朗，太后去世肯定不正常。"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慈禧下的手，但如何下手，怎么死的，已成为一个谜了。光绪死在慈禧去世之前一天，也很突然，现在查光绪的头发，知道他是中毒而死，是谁下的毒，怎样下毒的，同样成为一个谜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疑案，西方历史上也有，如拿破仑之死，也是一个疑案，后人检验他的头发，发现是中毒死的，究竟谁下的毒，怎样下的毒，这个谜至今也没有解开。对于这些疑案，由于疑案，或者错案、冤案，背后都与巨大的利益和权力集团的纠结背景相关，而作案的主谋不是一般的寻常人，在当时谁也奈何他不得。要减少冤案、错案和疑案，舆论有一定作用，但也有限，事实上只有司法队伍不再受权力的直接干预，在正常情况下，不能以群众专政来取代司法实践，司法与政治分歧之间应有罪与非罪的明晰的界线，同时要净化司法队伍，让他们在力求公正以外不作任何个人自身利益的追逐，努力塑造这枝队伍人格的高尚形象和奉献精神，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要带出一枝好的司法工作队伍很不容易。即使如此，那错案、冤案、疑案也只是减少，仍然不可能绝迹，因这与产生各类案子的环境有关，司法队伍能做的，只是打扫垃圾，改变环境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说到底还是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不能放利而行。 　　《文汇报》8月14日，刊登了二条消息，一条是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预防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经办人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另一条消息是上海市召开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大会，通报四名法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要求深刻总结教训，认真排查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廉政隐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调坚持严肃教育，严明纪律，严格监督，严惩腐败。以铁的决心，铁的意志，铁的纪律，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政治队伍。如果真能如此，那就能恢复人民群众对我们司法公平公正的信念，从而大大减少错案、冤案、假案的可能。当然，疑案还受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不可能完全绝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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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忠 - 毛主席的光辉.mp3 笛子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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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主席听我汇报《三八线上》的故事(ZT)

热度 3 燕山红场 2013-8-22 13:44

1959年秋末冬初，《火线文工团》的副政委通知我： “晚上换便装，去见中央领导。要注意四条，第一不准喊万岁。第二不准让领导签名。第三不许要求同领导人合影。第四见到领导人和中南海的一切情况不准说。这四条一定要做到。” 我重复了四条规定后表态“保证做到。” 我说：“这是不是要见毛主席呀？” 副政委笑了，我问他：“我向毛主席说什么？” 他告诉我： “基地文工团组建不到一年，就创作了《三八线上》，毛主席主要想听听怎么创作出来的。” 我当时就紧张起来，怕汇报不全面，要求叫高德华、裴有犹和路明同志一起去。 他说： “高德华正在紧张地整理剧本，去不了，去的人多也不好。当时怎么搞的，就怎么说，不要紧张，越放松越好。” 当晚我和团副政委还有一些文工团的女同志、乐队的同志坐一辆大轿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的。我和副政委先下车，进了叫“春藕斋”的庭院里，室内没人。一会儿进来了一个同志，副政委给他说了几句话。 又过了一会儿毛主席进来了。我赶快向毛主席敬了礼，站在一旁，动也不敢动。 毛主席指指身边的沙发说：“坐，坐！”。 一会儿一位小同志给毛主席泡了茶，也给我泡了一杯。主席抽烟，我马上把口袋里的火柴划燃要给主席点上。毛主席把他的烟给我一支，说：“你吃、你吃！”我接了烟，又划了一根火柴给毛主席点上。我不敢吸主席给的烟，拿在手里。 毛主席说：“你们是怎么搞出的《三八线上》啊？” 我向毛主席汇报：“火线文工团是去年从朝鲜撤军归国的三个军的文工团合并成立的，我是十六军的，就是二野一纵队文工团。” 毛主席说：“是新团老战士呀！” 我说：“我们团规定，每年要下连队三个月体验生活。朝鲜停战前夕，文化处禹文淮处长命令我们所有的男同志都到前沿阵地去，等第二天停战后要和美军联欢。当天晚上，双方炮战打得非常激烈。” 毛主席问“谁先打的炮？” 我说： “美军先开的炮， 我们早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手。我们的装备改善了，炮不比敌人少，打的目标很准确，不比敌人火力差，敌人有的炮位就瞎火了。”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连说：“你说！你说！” 我接着说：“第二天停战协定生效了！双方阵地一点声音都没有，静极了！我们前沿的部队都换了新衣服，有胡子的也刮得干干净净，主动地向敌人工事靠近，手风琴、提琴都奏起来了，有的人鼓起掌来，学的英语也用上了，“古得猫宁”、“豪都有都”…… 美国兵看到我们没有敌意，就陆陆续续出来了，特别是黑人士兵也喊着：“你好！”、“早安！”人越来越多，美国兵们个个衣帽不整，有的只穿一件背心，有的光着上身，胸部的长毛上系着十字架，满面污垢，由于长期躲在地堡里，衣服就没洗过，上衣和裤子都发霉了，真是臭气熏天。 我们跳起舞来高喊和平万岁！ 他们也跳各种舞，毫无路数，又不时喊叫，不少美国兵喊的是“乾那古得”，并伸出大拇指，双方聚集的人真不少，过了大约个把小时才互相告别慢慢散去了。” 当时南朝鲜物资很匮乏，看见我们抽烟就主动向我们要烟，给一支不行，还伸手多要，我们干脆就把余下的半包烟、多半包烟全给了他们，有的同志还把口袋里的奶糖给了他们。 双方的关系好了许多，第二次会面气氛就更好了，我们主动给他们烟和糖，大家坐在地下拉家常， 如： 他们也敢问我们为什么到韩国来？ 我们告诉他们： “ 我们是志愿军，是来抗美援朝的，美军占领朝鲜后把炸弹扔到我们中国，更可恨的是把细菌弹扔到中国的安东地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行为，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美国五角大楼公开说，要向中国投原子弹，美国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内公开在报纸上说，美国已经做好了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的计划。 我们都是翻了身的中国人，农民分了土地，工人进了工厂，人人都有饭吃，有活干，美帝又要像当年的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让翻了身的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 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班长要回家结婚了，能不能送给他些糖和烟？ 连长电话告诉了敌工科，第二天就给他们送来了白糖、水果糖、几条烟，还有三条太平洋牌双人床单，有双喜字带花儿的、有双凤带花儿的，特别是一条印有仙鹤的被单，因为仙鹤是朝鲜民族的吉祥物，他们看到后非常感动，连连鞠躬致谢。 后来听说这个班长是退役回家结婚的。为了感谢我们，他把新娘子头上戴的花、簪子，新郎戴的帽子和鲜族泡菜，还有新娘子赶缝的绣上了“和平”二字的十多块手帕，人托人，送到他们班，再转交给了我们，看得出他的一片真心诚意。 毛主席听到这里连声说：“做得好、做得好。” 我也说了发生过紧张和误会，一次我们同他们会面时，刚坐不久，从对方的后边突然对我们开了一枪，双方都很紧张，我们的一个同志受了伤，双方赶快撤离。大概两三周的时间互不交谈了。 后来，韩方一个会说一些中国话的士兵告诉我们，是“洋给”（指美国狗）在后边开的枪，并告诉我们整个‘三八线’的美、韩宪兵都归美军情报部门控制，常常监视他们的行动。 后来为了避开美军的监视，我们双方约定：会面的时候如果他们唱歌，就表示没有美国‘狗’的监视，不唱歌就是有监视。 更有一件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事：就是他们会唱《东方红》，我看到毛主席听后也很惊讶，我想到我违反规定了，头上的汗就流下来了，赶紧补充说是他们听我们唱学会的。 主席还是高兴地在听，并问：“以后关系恢复了吗？” 我回答说：“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南韩的炊事兵没斧子用，就到我方一侧高喊‘要抱西要，道古，彼勒诸西要。’（就是我借你们的斧头用一用）咱们的哨兵回应一声‘安得’（就是可以）。斧子给他用完后，不仅送回来，还把斧子磨得锋利，斧子把也擦得干干净净。” 毛主席听完笑着说：“这叫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 我说：“以上的每段小故事，都是很生动的创作素材。 作者高德华同志，当年到军事分界线与巡逻官兵同吃、同住、同巡逻。 根据他深入生活写的小话剧《抓特务》剧本，内容是：美方把一个受过特工训练的年轻人偷越过军事分界线，回到他的家乡。当他母亲得知儿子回来后要为美国鬼子做事，搞破坏，就沉痛地斥责儿子，并大义灭亲，让他自首揭露美国鬼子的阴谋”。 毛主席听后说：“深入生活好啊，从生活中吸取营养，认识提高了，材料也有了，短时间就搞出为十年大庆献礼的节目，有功呀！” 李银桥同志进来见毛主席这么高兴，他也很高兴，指了指手表，毛主席点下头，接着陈毅元帅、何长工同志、一些老首长进来了，文工团女同志和乐队都进来了。 我赶快到乐队那边坐了下来，我这才发现我的衬衣全湿透了！ 毛主席给我的那支烟，我一直舍不得抽，保存在一个小盒子里。 50多年过去了，烟和烟纸都变成灰粉，我却舍不得丢弃。 一看到它，毛主席的音容笑貌，立刻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令人激动难眠，不能自己！ 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思想闸门一下打开，我用颤抖的手拿起笔来，一口气划拉了八大篇稿纸。 这是历史的记录，珍贵的回忆。 这篇不长的回忆，了却了我终身难忘的一桩心愿。 （原《火线文工团》84岁杨振淮忆） 2013 年8月17 日三省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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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资料：陈小鲁、秦晓发起西纠组织是老舍先生自尽的元凶

热度 1 稻草 2013-8-22 11:51

毛主席在1966年就已经洞察：“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近日某大佬不察，才是真正的“昏乱失智”。 　资料1：陈小鲁口述：参与发起、组织了西纠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8/305167.html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①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资料2：秦晓口述：参与发起、组织了西纠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tegao.asp?NewsID=213490 　　作者：米鹤都等 　　选举网声明：该系列口述史由编写人之一米鹤都先生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资料3：老舍之死--令人费解的死因 　　节选自《联动覆灭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2/63673.html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25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资料4：西纠与文革暴行 　　节选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0802/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资料4： 　　http://xzj.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172759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1966.08.25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刊载时未注日期，此处日期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编辑：《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通令集(1-10)》，1966.9.。) 　　注：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通令集(1-10)》，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及其它红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资料5： 　　请看《红卫兵档案》一书的如下记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b858e90100kra6.html 　　(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1966年8月、9月，是中国人（主要是北京人）自杀、他杀的又一个高锋期。而“自杀”、“他杀”的罪魁或始作俑者，就是“老红卫兵”！ 　　另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为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陈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资料5： 　　▲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 　　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 　　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资料6：浩然：老舍投湖自杀，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 　　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 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 8年12月9日口述) 　　资料7：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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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8-21 22:39

实际上存在两个文革的事实，一个是毛主席周总理主导的文革，一个是刘邓主导的文革，梳理并说清了长期被资改派故意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内！” 　　---毛泽东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话说到1966年9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让我们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一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45岁。 　　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己“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 　　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照片的秘密.jpg (55.34 KB) 　　2009-12-13 21:22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顽主天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作者：永远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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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8-16 07:33

文革大跃进和改革开放的投机分子秦晓、吴敬琏之流 　　1972年6月28日，毛主席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毛主席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毛主席指的在文革期间“所谓‘左派’即是大搞所谓“全面出击、打倒一切”阮铭、吴敬琏、任志强、秦晓等这些“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当年在文革大跃进中的这些投机分子与改革开放的投机分子恰恰是同一拨人。今天宣称别人是文革余孽，极力妖魔化文革的多半是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鼓吹改革是最大红利的十之八九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急先锋，当年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马宾苏铁山恰恰却主张为文革正名。 　1，吴敬琏——大跃进中“马屁精式”政治积极分子 　　1957年科学院经济所里发生争论，而新来的代理所长孙冶方(上面有着中宣部、中科院党委以及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介入)，与群众中间的“马屁精”(例如吴敬琏)紧密结合，把原本处于权力中心的狄超白、林里夫等人作为右派打下去，这样，新的代理所长不仅获得更高的个人权威，而且还通过提拔吴敬琏这样的“马屁精”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外围构筑起构筑起一道非常巩固的防线：使自己成为不受群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绝对领导。吴敬琏这样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他下跟新所长的步伐和意愿，上乘中宣部、中科院党委和团中央刊物支持的东风，把林里夫、狄超白等比较正直的研究员和所领导打成了右派和反党集团，这样，就方便了新所长在经济所建立起“一言堂”，此后，所有的研究员都变得胆小谨为，时刻检点着自己的言行，任何人都需要防止被吴敬琏这样的积极分子“偷偷记账”和机会一来就向所长“打小报告”。就这样，孙冶方所依赖的积极分子就成为一种时刻起作用的“线人”，在“线人”的眼皮底下，任何人都需要穿起“防护衣”并戴上“假面具”过日子。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期间，吴敬琏又在更高层级的“坏干部”于光远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棍子”和“打手”来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虽然批判的对象总是在变，但是，为了政治投机而在大官的指使下损害他人正当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投机手法则不变，假积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问是非，唯一的标准是谁的官够大，跟着谁去批判别人捞到的利益够多。(《老田：“反右扩大化”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成——谈谈“党史造谣学”的方法论基础》) 　2，胡耀邦亲信阮铭——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中的投机分子 　　一个代表就是胡耀邦的亲信阮铭。此人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 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恒旭：既得利益者秦晓凶猛“普”来，党中央并左翼和群众应着力应对》） 3，秦晓——文革初期保皇派联动组织重要成员 改开后集官学商为一身并擎“普世价值”大旗 　　谈到秦晓，不得不从文革的联动组织开始，文革初期，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结成保皇派联动组织，并组建所谓纠察队，在某主席的挑唆下，不顾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明确要求，暴力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杀砸抢和提出血统论，就是从这个保皇派联动组织开始，而普通群众组成的造反派组织成了打杀砸抢和血统论受害者。秦晓就是联动重要成员，并狂热支持血统论。中央文革发现了联动的反动性质，并明确否定和批判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中央文革迅速采取行动，抓捕了秦晓在内的联动主要成员，联动覆灭。后来周总理因念及联动成员多为少年，虽犯下滔天巨罪，但毕竟少不经事，背后受某人指使利用，所以网开一面，对大部分联动成员予以长期教育后，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改革开放后，秦晓等高干子弟近水楼台先改开，率先出国留学经商。秦晓成为超级央企招商局集团的主席后，集官学商三重身份与一身，民间称之为超级大买办。后又开办私营博源基金会。让秦晓成为公众焦点的事件是，秦晓一手造成的“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前者是以超低价卖出，造成四百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是以超高价买进，同样造成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二者都是教科书般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而造成如此天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后，秦晓高调亮相主流媒体，擎起“普世价值”的大旗。(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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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cat 2013-8-5 22:08

马寅初事件原来是知屎分子互相脱裤子纠尾巴，后来胡乱邦把屎盆子扣到毛主席身上 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我的《马寅初事件始末》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上发表以后，11月2日，我的在读博士生王永华在网上荡出台湾政治大学徐文路先生2008年写作的博士论文《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读》，并将其介绍给我。 应该说，徐文路先生的论文是此前所有关于马寅初的论著中最有水准的文章。因为，徐文路叙述的论文多少还是站在拥有的一些资料的前提下所做的研究，而此前几十 年几乎所有大陆有关马寅初的文章却都是按照1979年建议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那位记者的文章口径不断增加的溢美之词，少有搜集资料并根据一手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 徐文首先肯定了马寅初开始讲人口问题的时候，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提出实行避孕和节育这一基本事实。其次，徐文还指出毛泽东在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以后就再也没 有停止过。第三，批判马寅初是与刚刚过去的反右无关的事情。仅这样几点，站在大陆以外的徐先生就比所有内地的作者都要高明。 但是，徐先生还是没有识破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陆塑造的马寅初这尊神的本质，相反受其影响认为马寅初是从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出发提出“新人口论”从而受到了共 产党的批判。这样，作者就把马寅初当作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按照共产党、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这样的思路演绎了下来。这不是事实。 理 解马寅初 事件的枢纽在于马寅初从共和国诞生时开始就已经和共产党融合在了一起，时时处处在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宣传。因为马寅初从来就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过批评 意见，党和政府也就从未批判过马寅初。无论是1955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浙江小组会议的争论，还是1958至1960年光明日报挑起的批判，都主要是由与 马寅初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邀请的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发起的。 在批判马寅初的那些民主人士看来，马寅初的错误是思想和立场问题，而与他的学术主张无关。在这些批判活动中，党和政府不仅没有参与，反而对马寅初还有政治担当。必须强调的是，党和政府对马寅初的担当是终身性质的。 马寅初的家属曾经向传记作者叙述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关照，特别是1972年马寅初直肠癌手术是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的。1975年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有资格赴 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陈云似乎对马寅初也有关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补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寅初发去贺电，陈云还曾回复感谢。 这些情况也都说明，马寅初受到的批判并非来自于共产党。应该说，这一基本事实无论是马寅初还是共产党，本来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否则，在那个以政治为中心 的时代里，马寅初如果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发生丝毫不愉快的芥蒂，不仅周恩来、陈云不会与马寅初再有往来，马寅初也不会主动示好。这是认识和理解共产党政治生 态的起码常识。 过去人们仅仅关注党和政府领导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知识分子之间、民主人士之间的批判是那个时代同一画面上的又一道格外别致的风景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龚祥瑞曾在反右斗争中积极揭发批判他的恩师钱端升和同事楼邦彦、王铁崖等，后面几位在运动中都被打成了右派。龚祥瑞在 9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谈及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 我对陈体强、钱俊瑞、王铁崖、楼邦彦等同时的批判，在开始时，是“批评与 反批评”，并无“反右派”一说。如果按后来的标准衡量，乃是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按我们道德观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不是像有的人所说，是“出卖朋友”的不道德行为，……对我们个人来说，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 在研究马寅初事件的过程中，笔者就对这位法律系教授的表现很感兴趣。在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的龚祥瑞竟然能够历经知识分子改造和“三反”、“五反”，“反 右”、“双反”运动，一次次安全过关。如果知道龚教授任职的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蒋经国，他的副教育长的角色和重担，以及与蒋氏父 子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龚祥瑞是如何过关的？我在写作马寅初在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师生的批判时，就对照了龚祥瑞。北京大学的“双 反”运动开始后，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 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作过官， 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 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龚祥瑞因为曾经指导过李克强而在去世10多年后出了名。在4个月前刚刚出版的回忆录里，龚祥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理活动和表现，更为深刻。他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 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像自己这样从旧社会过来并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自然会想到是很难过关的了。“我预见到自己在这场狂风骤雨中有灭顶之灾，自己已经预感 到它的严重性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选择了‘造反有理’的策略。” 同 时我也想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必遭受群众的打击。我 自知1957年过了关，有的人就很不满意，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击报复。与其等着挨批挨打（根据我几十年来的经验）不如先发制人，主动站出来，大胆揭露 本单位的问题，将来受到别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思想与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当然也可以揭我”，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怨气了。经过这样认真思考，我就夜 以继日地写大字报，贴满了四院的围墙。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远离那个时代以后对自己当时心灵的剖析。难道马寅初就比龚祥瑞更纯洁和神圣？当然不是。马寅初很识趣，知道党和政府使用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并且总能做得恰到好处。他任职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那是为正在解放全中国的前线筹款的机构，按照钱昌照的说法，马寅初从不去到任；也任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却不曾像饶漱石、陈毅、曾山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样真的去 做事。在北京大学1951年6月1日举办的欢迎马寅初就职校长的典礼上，马寅初讲： 今天在此讲话，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以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只有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任务，所以我今天不谈方针。 有的时候，马寅初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根据《毛泽东传》，1957年初春，毛泽东基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考，一度曾经有让在位的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的想法。 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样？” 马寅初回答： “是不够。”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讲的很委婉。便直接了当地把问题挑明：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问题。” 与绝大多数人最近几十年的印象相反，马寅初其实是很会做人和做事。不仅如此，马寅初总是希望用自己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影响社会，为党和政府服务。所以，党和政 府每每出台新的方针政策，他都会出面宣传一通，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共同纲领》，写新民主主义经济，写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综合平 衡、按比例发展，写知识分子改造、双百方针，写土改运动、抗美援朝、反对右派，写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和农业八字宪法，甚至于应相关部门的领导的要求去 写政府为什么发行公债、收支预算，以及为物价上涨作辩护，等等。 徐文路先生的博士论文按照严谨的学者的学术思想推导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形成，问题恰恰在于马寅初的这些文章不是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然结果，而是直接出自于现实的需要。为了需要，都可以编造出没有过的事情。譬如，从各个方面的情况判断，马寅初并未就人口问题作过调查。但是，1957年3月1日，马寅初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回应毛泽东前两天的讲话中提出的计划生育的观点，随口就可以说自己就这个问题有过多次的、专门的调查。他说：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 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 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 这样的话在几个月后发表的《新人口论》中又说了一遍。但 是，不仅没有人看见过他的所谓“提案”，在这一时期他的几个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答记者问和《新人口论》中，都没有发现所谓在浙江等地方调查人口状况譬如 某省某县某乡某村某年人口生育、死亡等等的具体材料。还有，根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1955年浙江小组会议上的人口问题的争议首先是由邵力子提出，马寅初 和竺可桢附和支持的，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等人的面，马寅初改说为是他先提出来，而邵力子、竺可桢等科学家是支持他的。马寅初作为政治人物，要跟 上毛泽东的步伐，如何还能保障严谨的科学？ 正是因为马寅初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总能做得很好、很到位，所以，党和政府不仅从没有批 判过他，而且对其始终都有所担当。但是，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却不放过他。马寅初事件实际上是民主人士对马寅初的批判。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回过头来审视 那次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的反批判，不过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人士之间的一场口水战，如龚祥瑞所说，本来就“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 不过，在1979年前后那个特定环境下，不惜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批判马寅初歪曲为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把马寅初塑造成比党和毛泽东还要正确、并且敢于和陈 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毛泽东抗争的政治英雄，其意图就是要为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强制为特征的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服务的。“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 是非终于澄清，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都曾是人民日报的大字黑体标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也是那个时代传播最广泛的话题。 有关部门借助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舆论宣传，进一步把“一胎化”生育政策和当年“四人帮”在上海实行的根据人口计划把节育措施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有条件生育的育龄妇女身上的极左作法扩展到全国，使得“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公权随意侵犯私权的做法发展到了极致。所以，还原马寅初事件的原貌，揭露马寅初平反问题的真 相，乃是纠正错误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http://www.xys.org/forum/db/11/33/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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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邓小平歪曲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热度 10 稻草 2013-7-27 23:06

毛泽东说的是：“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被邓小平歪曲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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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王震同志临终遗言谈及毛泽东

热度 2 稻草 2013-6-28 17:28

王震同志临终遗言谈及毛泽东 作者:光大张续灰 　　王震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近期出版的《王震传》中透露了王震临终时的留言，现将有关涉及毛泽东的部分摘录，供大家参考。 　　王震同志于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 　　1992年底，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1993年2月3日，王震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谈了很久。卫建林回到北京后整理并寄发广州，王震又作了补充，并交代把前几次谈话整理到一起发出。江泽民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常委传阅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档。 　　王震在的这几次谈话涉及内容很广泛，主要有： 　　1、中华民族要兴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适应了这个要求。 　　2、毛泽东倡导改革。红军时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是军队的改革。供给制到薪金制是改革，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改革。 　　3、毛泽东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 　　4、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5、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解放初，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合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条件和基础。 　　6、新中国成立的17年，尽管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这么长时间艰苦努力得来的成果估计不足是不对的，企图全盘否定更是错误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生产建设也是发展的。 　　7、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王震遗言)。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许多右派和一些不是右派的党内人士都指责毛泽东主席说，他在建国后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开始一意孤行了，事实真的这样吗?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但我是从 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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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陈云女儿公开辟谣：我父亲从没说过毛主席治国无能、文革有罪 ...

热度 4 稻草 2013-5-24 09:06

【陈云女儿公开辟谣：我父亲从没说过毛主席治国无能、文革有罪】针对网上关于陈云评价毛泽东是“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等传言，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大姐今天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上辟谣：“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父亲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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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五一假期天安门前震憾场面

热度 5 稻草 2013-5-3 23:00

人们从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开始排队，人流一直蜿蜒九曲十八弯到了纪念碑标语牌那里，壮观！相对于天安门城楼的孙中山画像地下没有几个人的状况，更加显得壮观，在场人们说，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是劳动人民的领袖活在人民心里！你看人民还是喜欢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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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5 yuxin_9605 2013-4-8 18:44

　 尽管从未见过你的身影，我的大脑里却铭刻着你的笑容。 　　尽管从未听过你的声音， 我的热血中却澎湃着你的激情。 　　在你离开的日子，我不理解父母为什么流了那么多的眼泪; 　　当唱你的“红歌”再次响遍神州， 我弄懂了什么叫做英明。 　　在淡化中，你的思想走向永恒; 　　在污水下，你的人格越发晶莹。 　　我不愿重叙你的伟大， 这些连你的对手都不敢否认; 　　我只想找出你的一些过错， 只为爱你的人把思念稍稍减轻。 　　可是我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知我应该失望，还是应该高兴? 　　你做的许多“错事”今天看来似乎都是对的， 　　是责怪你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你证明! 　　你的担忧，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你的警言，将迷醉的人们唤醒。 　　你粉碎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将不灭的物质化成不朽的思想，溶进了追随者的心灵。 　　三十年了，你一天也没有走远， 始终是恨你的人的恶梦; 　　他们千遍万遍地诅咒你， 却永远没有勇气直对着你的眼睛! 　　三十年了，你一直活在人民中间，始终是爱你的人的福星; 　　他们不用每天念叨着你， 却每一分钟都能感受到你的柔情。 　　当我用“你”来称呼你的时候， 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不敬---- 　　你是咱老百姓的领袖， 也实实在在和我一样，是个普通百姓。 　　于是，你成了一道障碍， 是颠覆者面前绕不过去的长城; 　　于是，你成了一把利剑，是信仰者手中克敌制胜的保证。 　　有人在偷偷地称量着自己的“成果”， 　　却总是无奈地看着不偏向自己的天平; 　　有人在暗暗地担忧着民族的前途，却总能在黑夜中看到光明。 　　有人叹息，成为第二个苏联为何如此费力? 　　有人骄傲，保卫社会主义这仗我们能赢! 　　无奈和信心竟然如此对立统一，憎恨和敬仰竟然如此泾渭分明!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你---- 　　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一个东方民族的英雄! 　　我无缘与你相识，却可与你彻夜长谈; 　　我与你两界相隔，却总与你心灵相通。 　　我愿意轻轻地告诉你： 　　毛——泽——东，我的导师，你的思想将伴随我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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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清明节毛主席纪念堂前震撼人流

热度 15 yuxin_9605 2013-4-7 20:23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M4ODQ5ODc2/v.swf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也是毛主席离开我们36周年。清明节当天，天安门广场的有关方面设置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队列通道，人们瞻仰毛主席时，从 入口进入队伍，排队步行到达毛主席纪念堂。总时长约需近一小时。 毛主席纪念堂平时的开放瞻仰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的8：00-12：00，7月1日至8月31日为7：00-11：00。 2013年清明期间仅4月4日清明节当天8：00-12：00 开放瞻仰，4月5日，4月6日均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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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俄罗斯国立小白桦经典回顾

热度 1 燕山红场 2013-2-1 05:40

“小白桦”对于许多中年人来说，就是美的象征，她们那种典雅脱俗、清新妩媚的美和行云流水般的舞步，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1948年5月，观众们第一次在莫斯科“埃尔米塔什”剧院欣赏到16个姑娘表演的俄罗斯女子环舞。美丽的长裙衬托出她们娇美的体态，在“田野间有一棵美丽的小白桦”歌声的伴奏下，姑娘们迈动奇特的舞步，在舞台上飘动，她们手中的头巾，令人想起蔚蓝的苍穹，她们手中挥舞的白桦树枝，象征着故乡土地的美好风光……舞蹈立刻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从此“小白桦”这个名字不胫而走，并从俄罗斯飞遍了全世界。 俄罗斯国立“小白桦”舞蹈艺术团就这样诞生了。它的创始人，俄罗斯人民演员Н.С.娜杰日季娜奠定了“小白桦”的艺术理念，并曾以该团艺术总监的身份率团于1955年首次访华演出，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央领导人的亲切会见，有关那次演出的文献至今还珍藏在俄罗斯文化部。1979年娜杰日季娜去世后，她的学生，曾担任“小白桦”独舞演员20多年的М.М.科尔佐娃出任“小白桦”的艺术总监。М.М.科尔佐娃是俄罗斯杰出舞蹈艺术家，俄罗斯人民演员，曾经荣获俄罗斯文化部和《舞蹈》杂志共同评选的“2001舞蹈灵魂人物”大奖，在2002年12月，她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什克、东正教教皇阿列克谢二世等人被俄罗斯东正教基金授予了“斯拉夫民族杰出成就奖”。 作为俄罗斯艺术的象征，“小白桦”国立舞蹈团表演的歌舞采用俄罗斯民间舞蹈的传统形式，广泛取材于民间传说，并与古典舞蹈艺术完美结合，形成美仑美奂的艺术形式，并以此为特色形成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舞蹈风格。在过去的50年里，“小白桦”演出足迹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倾倒了无数观众，所到之处无不使当地媒体和艺术界为之沸腾。许多国家不断多次邀请“小白桦”前去演出。 本次访沪演出在充分演绎“小白桦”经典节目的同时，她们还专门创作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扇子舞”和一些中国观众喜爱的中、俄歌曲等，并将几个从未在中国演出过大型经典节目，包括“漂亮女人”、“绣花女”、“踢踏舞”和“溪水”等舞蹈重新编排，并重新订做了1000多套富有俄罗斯风格的演出服装，“小白桦”将通过服装的变化和优美脱俗的舞姿，将俄罗斯人民燃烧的青春、奔放的自由、宽广的胸怀表现的淋漓尽致。 今天的“小白桦”作为俄罗斯民族艺术的象征和文化使者已经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认可。 俄罗斯国立小白桦歌舞团将再次登上北展剧场的舞台。日前，记者采访了小白桦歌舞团的艺术总监科尔佐娃女士，请她谈谈俄罗斯歌舞的魅力在哪里？“小白桦”的魅力又在哪里？ 科尔佐娃表示：俄罗斯歌舞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不同流派有不同的特点，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严谨的艺术传统和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小白桦”的魅力也正源于此。娜杰日季娜是“小白桦”的创始人，她基于芭蕾舞深厚的功底，汇聚俄罗斯民族舞蹈元素，开创了独特的“小白桦”舞蹈艺术风格。她创作的每个舞蹈都是一幅流动的画，一首飘逸的诗，一个完整的故事。用如诗如画的舞蹈语言讲述故事，表达清新、自然、唯美的风格，这是娜杰日季娜为“小白桦”奠定的艺术理念。 这次小白桦访华演出与前几次最大的不同是：下半场的演出是传统舞剧《四季》。《四季》是娜杰日季娜创作的一部独幕舞蹈剧。它用舞蹈语言讲述了俄罗斯民间的冬、春、夏、秋四个季节。舞台上展现出俄罗斯大地上四季更迭的田园美景，舞蹈动静交错，时而抒情，时而奔放，自然流畅，充分表达了娜杰日季娜的艺术理念，全面阐释了她独特的舞蹈语言。娜杰日季娜去世之后，这部舞蹈剧一直没有完整演出过。此次来中国，是这个舞蹈剧重新编排后首次在国外演出。 观众如何欣赏俄罗斯舞蹈？科尔佐娃说不管是欣赏哪种舞蹈，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艺术感染力，看它是否能够感染和感动你，让你快乐或者感伤、激昂或者安详，是否可以唤起你心中对真、善、美的渴望。因为真正好的艺术是可以感受的，一切技巧都是为了传达思想和感情。科尔佐娃最后表示：每次来到中国，看到那么多观众喜爱“小白桦”，我就一直希望在中国成立一个“小白桦”舞蹈学校，培养中国的“小白桦姑娘”，不仅是舞蹈技巧方面的训练，还包括形象气质的培养。希望有一天，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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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看女附马:女人应该感恩毛主席!

热度 15 稻草 2012-12-24 00:00

黄梅戏女附马是说女子扮男子考了头名状元,争回意中人。要到现在，何必不直接考个状元，看全国各省高考女状元多的是，但那时候确实女的再有才，你也得呆在家作为繁殖工具用，分配一个大户人家的小三也是好的职位了。你象什么爱情，工作啦，当官发财不用想，中国儒家也够他的毒啊！ 毛泽东可不信这个邪，就给你解放妇女，妇女顶半边天，意思是和男人各一半的天。你说，自然界本来就阴阳各半，你搞个阳盛阴衰，是违天规的，是吧。老毛这一点算是彻底地解放了妇女了。你看中国奥运会，中国妇女比男人还强。大陆媳妇比那个台湾省地位高多了不是，靠老蒋，女人只有当小三的命。某台湾艺人感叹，游遍世界，突然觉得大陆的中国女人地位最高。 高，实在是高，你看现在大陆多少人都是“妻管严”了。 女同胞们，在毛泽东诞生日，我们感恩一下毛泽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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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9 他乡异客 2012-12-23 13:48

毛主席，让我轻轻为您擦去泪水 　　 作者：兀鹰 2012年11月7日 首发于红歌会网 　 主席，您静静地躺着 　　为什么眼角却挂着泪 　　您一定知道了‘十八大’即将召开 　　您一定知道了‘特色精英们’正“勇往直前” 　　主席，您太操劳了 　　您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献出了六位亲人 　　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回荡在世界上最强的乡音 　　您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中国步入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您领导的二十七年，到处莺歌燕舞， 　　您建设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腐败的社会 　　中华民族，因您而骄傲 　　中华民族，因您而腾飞 　　主席，您太操劳了 　　我知道，这三十六年来， 　　您一直就没有安睡 　　因为，您心里还装着老百姓 　　因为，您还在思考共和国的命运 　　您说过，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您走后，一切都如预料的那么神 　　您的思想， 被束之高阁 　　共产主义精神，仿佛一夜间崩溃 　　浮华、异化成为时尚 　　只言片语，却说是您的精髓 　　颠覆者，拆掉了您反修防修的道道防线 　　精英们，向您老人家泼起了一盆盆污水 　　您领导的二十七年辉煌成就 　　曾被几个小丑肆意诽谤抹黑 　　您的战友一个个寿终正寝，走的完美 　　您却被‘三七开’成了一个犯有“错误”的伟人 　　…… 　　主席呀主席，我真想大哭 　　怎样才能把您捍卫 　　我不知道，在这‘举国保卫双九’的日子里 　　怎样才能把您的英灵告慰 　　我站在纪念堂，用心 　　轻轻地，轻轻地为您老人家擦泪 　　主席，您静静地躺着 　　为什么眼角却挂着泪 　　您一定在思念为信仰捐躯的英烈 　　您一定在想念热爱您的人民 　　您呀您，感情太脆弱 　　长征路上怕战士流血 　　生活中又怕人民流泪 　　我知道，您心中只有人民， 　　我知道，您怕咱老百姓遭罪 　　您离开我们从来没有走远 　　因为，您和人民一脉相承 　　因为，您和人民心连着心 　　人民想您啊 　　瞻仰您的遗容，从天涯海角，四面八方 　　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排满了长队 　　也许，您感到了他们对您的思念和呼喊 　　也许，您看到了他们百感交集，面容憔悴 　　因为在他们中间有失学儿童 　　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下岗工人 　　因为在他们中间有返乡的农民兄弟 　　因为在他们中间有看不起病的穷人 　　主席，您一定很心痛吧 　　主席，您一定又为他们流泪 　　这些，您早就想到了 　　为什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为什么，高楼大厦华丽的背后，却掩盖着百姓的苦水 　　为什么，国营资产在流失 　　为什么，一个总经理拥有上千万的年薪 　　为什么，两极分化，分配不公 　　为什么，被剥削和被压迫是多数人厄运 　　为什么，那些歹毒的黑煤窑、黑砖窑的老板， 比地主、资本家还狠 　　这些，您早就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当金钱和利益充斥了社会 　　道德开始沦落，信仰必定失尽 　　一些官商勾结，肆无忌惮 　　一些官员腐败，妻“情”成群 　　旧社会腐朽堕落又死灰复燃 　　当今社会又出现妓女、性病、毒品 　　…… 　　主席，这都不是您的愿望呀 　　主席，这都不是您想看到的社会 　　主席呀主席，我真想大哭 　　您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今天才理解的这么深 　　我不知道，在这‘举国保卫双九’的日子里 　　怎样才能把您的英灵告慰 　　我站在纪念堂，用心 　　轻轻地，轻轻地为您老人家擦泪 　　主席，您静静地躺着 　　为什么眼角却挂着泪 　　因为您听到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 　　因为您看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飘扬的旗帜 　　因为您知道人民深切地怀念您， 　　因为啊因为 　　是您亲手升起了五星红旗 　　是您让中华民族成为东方巨人 　　在这‘举国保卫双九’的日子里 　　多么希望您老人家站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振臂一呼 　　我们一定是热泪盈眶 　　象见了久别的亲人，涌向金水桥 　　久久地凝视，再一次聆听您的教诲 　　您走了三十六年了 　　为什么，您的红歌一直久唱不衰 　　为什么，热爱您的激情一直亢奋 　　您走了三十六年了 　　为什么，有多少人一直在追寻您 　　为什么，“毛泽东”热一直在升温 　　您走了三十六年了 　为什么，时代一直在呼喊您， 　　为什么，百姓一直为您祈福 　　因为啊因为 　　您是一个永久魅力的领袖 　　您为中华民族塑造了灵魂 　　因为啊因为 　　您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的荣耀 　　您留下一个别人无法超越的辉煌历史 　　尽管有人对您百般挑剔和攻击 　　那只能是黔驴技穷的招数，狂犬吠日 　　尽管您的事业暂时受到挫折 　　可是，您的思想却培育出千万个革命事业的继承人 　　…… 　　今天 　　人民终于觉醒了 　　您看： 　　九月爱国游行的队伍里您的画像高高举起 　　人民为您欢呼 　　人民为您歌唱 　　资改派被您吓的屁滚尿流 　　牛鬼蛇神无处藏身 　　它们无路可逃 　　它们将被清算 　　吞掉的必须吐还劳动人民 　　扬眉吐气的日子 　　就要到来了 　　您的光辉思想将永远指导我们向前! 　　主席呀主席，您安息吧 　　人民一定会把您的英灵告慰 　　在这‘举国保卫双九’的日子里 　　我站在纪念堂，用心 　　轻轻地，轻轻地为您老人家擦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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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8 蓝天绿地 2012-12-13 12:32

来自万维网　作者：乐维 由韩裔歌手鸟叔(Psy)创作的 “ 江南Style ” (Gangnam Style)最近非常火爆，风靡全 球。这个小眼睛的胖鸟叔，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在节奏感极强的Pop音乐里，唱着听 不懂的韩语歌，双腿一跳一蹦，时而交叉双手，时而斜举右手摇晃，做骑马状。那 音乐犹如冲锋号，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那骑马蹲裆式的跳动，让每个人的热血沸 腾，跃跃欲试。怪不得有这么强的感染力。一个亚裔歌手能够让全世界这么多人成 为粉丝，还真少见。 我越看 “ 江南Style ” ，就越觉得有点眼熟。哈哈，想起来了，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文 革时期常看的 “ 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 (也叫 “ 我们是草原上的红卫兵 ” )里 的骑马舞吗? 难怪似曾相识。 那个年月，我们这些孩子虽然不是红卫兵，但经常看见红卫兵文宣队的队员们表演 “ 草原上的红卫兵 ” ，当时最风行的舞蹈。现在得五十岁多岁的人才有可能亲眼看 过。 与Psy的江南Style相比， “ 草原上的红卫兵 ” 的骑马舞，动作基本一样。但没有两 拳交叉。膝盖没有打得那么开。音乐不一样， “ 草原上的红卫兵 ” 是抒情红歌，江 南Style是节奏感很强的Pop Song。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的link看视频。 （前面无关紧要的东西比较多，如果只想看 骑马 舞 ，快进2分钟再看，看2分钟即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equZ_X1CXs 无从考证是中国先有骑马舞还是韩国先有骑马舞。但是如果有中国人早点把它配上 Pop Song，加上点蒙古草原歌词，取名 “ 呼伦贝尔Style", 配上旋转灯光，是不是 早就火了？那鸟叔就只有跟着跳的份了。 想起几年前迪斯尼电影 “ 功夫熊猫 ” 在中国放映极受欢迎时，有人就说：中国有功 夫，有熊猫，但却没有 “ 功夫熊猫 ” 。 中国人缺少创意，想象力。我们太功利，不能静心去创作。加上僵化的教育体系， 把年轻人的创造力都扼死了。只能把老祖宗的东西拿来展示，而不能去创造一个新 的Style什么的去影响世界。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还有无数的小发明。从陶瓷，敦煌艺术，到中医，气功，武 术，都让世界惊讶。就连深受西方人喜爱的Pizza也是通过马可波罗，把中国做大饼 的厨艺带回意大利，然后加以改进而来的。现在已经 “ 出口转内销 ” 变成了 “ 必胜 客 ” 在中国赚大钱的拳头产品了。 中国文化从过去的创造性文化，逐渐失去了创造力，而变成了展示文化。只能把祖 辈的东西拿来展示。我们可以把奥运会开幕式办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但 却除了古代的四大发明，再也没有什么有份量的科技发明与文化艺术创新拿来展现 了。伦敦奥运会虽然没有北京奥运会那么声势浩大，但英国人近代史上创造的新技 术是无人可比的。就连奥运会项目，大部分也是英国人发明的。 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需要多少创造力，只要有一点别出心裁就行了。韩国鸟叔将韩 国骑马舞略加改进就世界风狂，李小龙把中国功夫与表演艺术相结合，把功夫片推 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世界级影星。 不同的文化可以交流，只是需要一个桥梁而沟通。 鸟叔与李小龙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就是了解美国。 李小龙出生在美国，鸟叔毕业与伯克利音乐系，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使他们能够以西方人接受的方式来展现东方文化。 我们除了创意不够，沟通也欠缺。如果没有沟通，即使老祖宗的东西拿出来也会受 冷落。比如中国的传统舞台艺术，非常好。京剧很多西方人也听说过，但我们却只 满足于表演。所以不论是国内来的团，还是一些旅美的京剧艺术家与爱好者们的演 出，基本上没有任何介绍与铺垫，上来就表演。这里表演者有一种假定：这么有名 的京剧段子，你们来看的观众都应该懂。而观众看不懂，心里想：这么有名的京剧 段子，我都不懂，真不好意思问。于是，像 “ 皇帝的新衣 ” ，台上热热闹闹地演， 台下糊里糊涂地看。完了掌声热烈，但多数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看懂了。下一次来得 人就少多了。我知道这东西好，但不懂啊。 所以沟通与交流很重要 。虽然不能把阳春白雪的艺术搞成下里巴人，但艺术要让人 接受，要让人看得懂。不用专家级的懂，但至少需要模模糊糊的懂。我们的传统艺 术在美国，绝大多数人基本上不懂。即使在中国，年轻人也不懂。说年轻人不愿意 看传统戏，其实没有教他们怎么欣赏，他们不懂吗，怎么可能喜欢呢？因此表演前 的做些基本知识介绍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认为这是中国的国粹，你们应该懂的，我 们只负责展示。那只能是把自己搞得曲高和寡，更没有观众了。 艺术一是靠创意，一是沟通交流，我们都缺乏。 “ 江南Style ” 的骑马舞不是鸟叔首 创，但他把它与Pop Song结合，加上几个夸张的动作，西方人感到很新鲜。而且鸟 叔知道怎么交流沟通，还和大家一起跳，很符合西方的参与文化，迅速火爆便顺理 成章了。 -------- 随着中国的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特别互联网的普及，聪明勤劳的中国人也会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 成绩斐然 , 包括文艺和娱乐，我有 耐心和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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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文革录像：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热度 20 兔儿爷 2012-11-30 12:42

刚跟虎妞谈论江青是什么口音，突发奇想，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居然搜到这段录像。里面真有江青、林彪、周恩来的讲话。很有意思。建议年少的童鞋也看看。感受一下当年的气氛。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UxNTY5Njk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UxNTY5Njk2/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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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

热度 2 zjx 2012-10-16 00:39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 作者：毛雨时 夏佑新 现在有人想否定毛主席，我不来不行，来了就是一个表示。天下还是他为首打下来的嘛！…… 同志们，你们好！在这里工作，你们应该感到光荣！……到了毛主席家里，要认真看看，他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杨尚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韶山（时任国家主席） 瞻仰毛主席的故居，给了我无限的鼓舞和教育，我们将进一步地作好我们的工作。 ——伍修权：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于韶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主席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手。 ——徐特立：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韶山（中共中央委员、曾是毛泽东老师） 来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满足了多年的愿望，十分高兴，永志不忘。 韶山冲里览风物，霭霭青松赤壤嵌。 清水池塘旁茅舍，鸢飞鱼跃竹万竿。 农村潜力真伟大，中国革命属发端。 湘赣两省典型多，星火燎原豹一斑。 ——陈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韶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门外双塘贮白水，宅旁层岭植青松。 风和日丽春游快，土壁茅檐剑气冲。 —— 董必武：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于韶山 毛主席为劳苦人解放读书，写了劳苦人求解放应读的书。 —— 董必武：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于韶山 山不在高，有宝则名；水不在深，蕴珠则澄。岑同苔异，人杰地灵。鲁之尼山，粤之翠亨，以拟韶山，差可比伦。 —— 董必武、聂荣臻：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于韶山 毛泽东的贡献无限伟大，人人赞扬，今天我们的幸福全是党和主席的恩惠。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于韶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赐给我们的幸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帕巴拉?格列朗杰：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故乡的中国人是何等的幸福啊！主席的思想博大精深，是可学而不可及的，让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努力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吧。 ——胡愈之：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于韶山（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主席，我看你来了！……毛主席一家是伟大的，今天到了毛主席家里，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不能忘记了主席，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看他老人家。你要记住呵，不要忘记了。 ——罗瑞卿：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在参观韶山时对女儿说（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习仲勋：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于韶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别的什么人物几十年、百把年就过去了，人们的印象不深了。毛主席不同，一万年以后人们还要传颂。只要中国存在，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就存在，韶山就有人来瞻仰！ ——刘澜涛：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于韶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瞻仰毛主席故居，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得以实现，心情特别兴奋！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使我深切怀念。永远坚持和发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怀念。 ——刘澜涛：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于韶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中国，毛主席不仅仅教育了咱们这一代人，其中当然包括我在内，对后一代、后几代也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今后仍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薄一波：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于韶山(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贡献，他的才华，他的诗词和书法，到目前为止无人可比。 ——王任重：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七日于韶山滴水洞（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认识会越来越深。至于晚年有错误，但哪一个人一生中没有错误呢？ ——邓力群：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韶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现在有人想否定毛主席，我不来不行，来了就是一个表示。天下还是他为首打下来的嘛！…… 同志们，你们好！在这里工作，你们应该感到光荣！……到了毛主席家里，要认真看看，他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杨尚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韶山（时任国家主席） 韶乐已停尚有村，群林尽染吊英魂。巍然勋业兼文采，功过千秋有定论。 ——胡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于韶山（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韶山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阵地。以后来这里参观的人会日益多起来。大家都来学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有希望。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指针，决不能丢，要教育千秋万代传下去。 ——廖汉生：一九九〇年六月于韶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毛主席一家牺牲了六个亲人，真是了不起。要经常运用这些材料，对今人和后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江泽民：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于韶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恩情，不要忘记毛主席。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咱们怀念他，要纪念他，继承他的遗志，继承他老人家开创的事业，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曾庆红：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日于韶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确实来之不易。作为后来人，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 ——胡锦涛：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于韶山 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深受教育。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习近平：二〇一一年三月于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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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8 玫瑰红茶 2012-9-29 12:00

毛主席开始发话了！zt 作者：太有才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我于1976年休息至今已经躺下36年了。这段漫长的岁月其实我一刻都没得休息。世间的事我心知肚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就不多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承认，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和同志们一样，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啊。这个国家之大，之复杂，之困难是对每一个国家领导者管理水平的考验。我不能说是最伟大最英明的管理者，但我和我的人民在世界舞台上的霸气和胆略确实有目共睹的吧。我们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为什么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是因为都是炎黄子孙嘛？何况当年我和蒋老兄在国民党内还是同事咧。他在我出席重庆谈判时对我招待不薄啊。人不能没有良心啊。尼赫鲁本来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又都是亚洲最大的两个穷国家，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后来他暗地里勾结达赖，收容达赖集团，我就不干了。我和恩来商量让18军上打他一下，张国华他们很勇猛，差一点儿打到了新德里呦。 大家知道，在主权问题上我是不让步的。因为我是农民，对土地看的很重，有人说我是封建帝王思想，我承认是有这么点儿。我的床榻岂容他人同榻？秦王扫六合是为了吞并和扩张。美国的圈地运动也是为了赶走印第安人蚕食和掠夺那片疆域，可我们不是啊。老祖宗出卖了我们这么多的土地，签订了那么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每一寸土地都写着中华民族啊。我们只是保卫家园。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 我躺下后的两年，听说小平同志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有那个许世友，杨得志。了不起嘛！只要是正义的战争，中国人就不惧怕打仗，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就是从战争中得来的。人民是战争之母。在九大会议上我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必要时就得用拳头说话。 最近，我听说日本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闹得起劲，有些同志认为是坏事，我看是好事。我们原来想把钓鱼岛这个事放一放，保持原状，以后再讲。现在人家不想保持原状了，好啊！你不动，我不好动，现在你动了，我们就有话好讲了。总保持原状不好，保持得久了，人家就会以为这个岛就是日本的了。现在他们这样一闹，提醒全世界人民，原来这个岛是中国的啊。你们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应该感谢野田？我看，这次我们可以给他发个脸盆大的奖章，太大了不好，就脸盆大，让他有点面子。 有同志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太好办，打不好打，谈又谈不拢。我看，这个事好办得很。不好打先就不打，谈不拢也就不和他谈了。怎么办？按我们炮打金门的老办法。当然，现在用不着天天放炮，放的也不是火炮了，放几个不大不小的爆竹。你不闹，我就不放；你闹一下，我放一个。告诉他们，中国人没有睡觉，中国也不怕打仗。 有同志担心美国会怎么怎么样，这些同志也不想一想，我们在自己的小岛上放几个爆竹，美国能怎么样呢？美国又敢怎么样呢？从最坏处想，无非是大打一场吧。他们实在想打，我们只有奉陪。我们的解放军也需要运动运动了，不运动，搞得“腰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还怎么能重上战场把敌杀”啊，要不得。 我说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 1，立即与日本断交，关闭中国驻日使领馆，驱除日本大使。 2，在日的华人，商人，学者等一个月内撤离日本本土。 3，国内市场日本产品全部下架，不得出售。关停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社及一切贸易生产活动。 4，叫停一切涉及日本的旅游，演出，体育，交流等民间活动。 5，国防部把钓鱼岛定为解放军演习靶场。 6，日本车白天限制行驶。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强大了，比我们那个时代发展了，但我还是告诫全党同志谨防“卫星上天，红旗倒地”。中华民族上可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下就不可以“打服鬼子，震慑山姆，涤荡越菲”？我看完全可以，大不了再上井冈山，重走长征路吗？在历史浩瀚的长河中，这样的反复只是“弹指一挥间”嘛。无所谓的。难道非让我这近120岁的老头子怒掀水晶棺去披挂上阵吗？ 现在我们党年轻的后生们，你们没打过仗不是你们的错，我们年轻时不也没打过仗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应该有点儿老一辈人的血性，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惧怕战争。对于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甚至认为你软弱可欺。我们有十三亿人民做后盾，我们有五洲四海的世界爱好和平。我看可以打他一下。打就把他打残，打瘫，打他30年缓不过来，他就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就会服你，怕你。否则,永远是我们喉咙里的一颗毒刺儿啊， 同志们，听说我们党的会议又要召开啦，我真诚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战斗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将躺在棺木中目睹着你们的所作所为。 日本大使说他不相信这封电子邮件能在两周内到达400万人手中，否则他向中国人道歉（请速多转发） zt zt zt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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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稻草 2012-9-20 13:17

为何他们疯子般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其丰功伟绩是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中的；而且，他逝世几十年了，论理说，人死为大，为尊者讳，无论他是什么人理应对毛充满了热爱。然而，这些年来，有些人，当然是有钱有势的人了，对毛主席却仇恨不减，仿佛毛还活着，要刨他们祖坆似的，对此现象十分地不解，认为这些人思维不正常，不可理喻。直到前几年，有幸同一位前右派及有实权的小官一起喝了一次酒，前右派一番酒后后真言，这才恍然大悟，对他们如此仇恨毛，才有了一点粗浅认识 ，并认为他们仇毛恨毛，果然大有道理，没有丝毫不妥。 　　这位前右派，是个文化人，很有才，敢说话，他平反的事我了解，他当右派的主要原因，一是骂过共产党，二是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这个小官呢，官不大权不小，钱多得是，吃穿住行，样样与众不同，吸烟要百元以上一包，当然小蜜二奶一类，也不落人后，挺与时俱进的。喝得醉意十足，扯到了毛泽东，右派便开了骂，小官说：别乱说。右派翻着红红的眼晴说，你小子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教训老子。你他娘就不想一想，毛泽东时代，你能有这样的好日子吗？在毛时代，你这样的小官，屁大一点，工资没有矿工多，下乡最多骑个破自行车，还要同百姓三同，吃饭还要交款，天天下地同臭农民一样劳动。现在你他娘倒好，出门坐小骄车，吃饭报销，一盒烟钱顶一个矿工一个月的工资，还有喝茶，坐车的费用，顶几十个百姓的收入了。在毛泽东时代，你能行吗？小官听了面有得色，仿佛在奉承他似的，傲然地说，那又怎样？右派一看小官如此高傲，没有丝毫赞同之意，大怒说，在说你的生活作风，包他妈二奶，乱搞两性关系，如果在毛时代，哼哼，老子当年只不过睡了一二个女人，也不过五六次，就被整得死去活来。小官不以为然地说，时代不同了嘛。前右派又说，还有你的孩子，不过初中毕业，就按排到最有实惠的地方，要是在毛时代，他就得上山下乡同百姓的儿子一样，吃苦受罪吧，小官仍傲然地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前右派是个倔骡子脾气，见小官不买帐，大怒说：不要说那些三光的大官，财政钱花光，手下的官卖光，看上的女人搞光，就是你这种细菌官，不干正事，就知吃喝嫖赌，不双开回家，带坏分子帽子才怪。这下，小官才不言语了。 　　听了前右派酒后真言，总算彻底明白了，贪官污吏，不法大款和发了不义之财的臭文人们，为何疯子般反对毛泽东。原来，这些对毛怀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是怕财产被剥夺，从此不能包二奶，还要坐大牢，儿子后代同百姓的儿女一样，没有了特权。慢慢又想明白了，为何出了这样多的买办汉奸，贪官总往外国跑，原来，他们怕毛的思想复活，有一天穷人要同他们算账。只要把财产，儿女送到外国，才算安全。否则，就要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大难临头了。 (转载注:转自搜狐论坛,不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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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7 乔雨风 2012-9-20 08:37

"老人"就不该打吗? 乔雨风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尊老的传统。 所以我们总是以一种善意的先入之见去看待老人。 但是当有的"N"旬老人为老不尊时， 我们就更感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种事在网见多了， 有的都已经当爷爷的人， 在网上浑水摸鱼。 有的人活了N年 也没有活明白。 还有那些老带路党， 老洋奴。。。 最近网传"北航教授竟抽N 旬老人两耳光， 因为他“侮辱毛主席”"。 乔老爷让老 糊涂"阿姨"搞糊涂了， 并不了解细节。 不过只想说， 过份强调"老人"被打是混淆 是非。 汉奸是不分老中青的。 当然了， 我不鼓励暴力， 打人违法。 不过打人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好汉做事好 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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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9 稻草 2012-9-19 09:11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王震遗言） 作者:正义之剑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许多右派和一些不是右派的党内人士都指责毛泽东主席说，他在建国后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开始一意孤行了，事实真的这样吗？ 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 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在路线问题上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主席在许多问题的表决时在中央的领导决策层中确实总是属于少数。所以他有一句名言：“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的手里”。为什么他这样说呢？这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历史事实吧！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总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有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这个伟大的胜利所陶醉,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他的同事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就是毛主席的眼光和胸襟。他想到的是以后更长远的事情。而其他的领导人可能只是陶醉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而只有毛主席能想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后的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所设想的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率领全党和人民推翻反动的就政权不是为了共产党建立一个政权，而是要为人民大众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我们已经知道，在七十五年前的井冈山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因为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农民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是永远不可能摆脱贫穷的。所以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时刻把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组成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当成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在延安，毛泽东按照他的想法所组织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成功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他考虑的不是胜利以后怎样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应该想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们所产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同僚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在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在一九五三年一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和右倾保守的领导人进行了思想上的多次较量。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决不会妥协的，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以后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十多年以后毛主席在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还诚恳地对他说：“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这就是毛泽东，他看问题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毛泽东总是站在长远的立场上，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却基本上都是属于“摸石头过河”的理论思维。所以毛泽东的思想总是与大多数领导人的思想发生交锋而发生诸多矛盾。在建国的二十八年中一直是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矛盾发展到了极端。所以，在他逝世以后，才会有许多领导人对他的路线进行激烈的批评和严厉的批判、并且彻底扭转了他的原来的正确路线。才会有一些右派分子恶意的对他进行指责和攻击。可是究竟是谁错了呢？到了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还是毛泽东所提倡和坚持的革命方针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王震在他临终前发出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叹，表达了许多曾经批评过毛主席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而他们大多数人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 再举几个例子。在解放初期，毛主席在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时，就有许多人不理解。那还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同时还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之中，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战线对那些反动思想的斗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毛主席在文化艺术上这个小问题上动这么大的火气？ 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原文是怎么说的：“《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极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听来还是令我们振聋发聩，让我们的大脑保持着清醒。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和封建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是应该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文化，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而决不是把歌颂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反动文化放在首位。 毛泽东还说：“《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地步。” 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还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特别是”的这些年里，我国的文化艺术界对那些封建时代的皇帝、文武大臣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和热烈的吹捧。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光辉历史扔到一边，把那些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集团和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描写的十分完美，在一定的程度极大的蒙骗的毒害了一代人们的心灵。在他们的笔下和作品中，好象封建社会的统治才是最完美的统治，那些古代的封建皇帝是应该永远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在那些艺术作品里，人民群众都不过是愚不可及的、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的奴才。这些不正常的反历史的文化现象，和毛泽东在解放初的时候，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所提到的那些情况又何等相似啊！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把毛泽东思想称为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我每当听到这句话心里就反感和发腻，大多数的人跟毛泽东差着好几个档次呢？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现在都不过是如何学习运用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当时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都相差甚远。有的人的思想甚至与毛泽东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怎么能把他们的思想归结过毛泽东思想里面呢？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例子多了，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工商业改造方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上、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毛主席都是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力排众议而促成的。但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思想是从几千年的封建旧社会脱胎而来，他们的思想又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改造，他们对毛泽东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也始终没有深刻的学习和领会，更不要说掌握了。所以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就把毛泽东思想抛弃到了一边，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立刻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那一套是正确的。 再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没有小岗村这个落后典型产生，他们也照样会把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实行和旧社会中相同的乡政府和村委会制度，他们不明白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没有了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以后，这个政权其实是和保甲长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就是他们那些人的思想水平，他们认为这样做了心里才舒服。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懂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和最终目的，不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所需要经过怎样的历史过程。以为他们超越了毛泽东，以为他们创新了什么先进的理论。其实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把社会又拉向了倒退。使人民群众又重新回到了旧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吃了二遍罪、又受了二茬罪而已。 然而。使中国人民感到荣幸的是中国出了个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曾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让中国人民知道了什么是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和压迫？又在他的晚年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政治大演习，使人民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给全国的革命人民群众上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这就保证了那些资改派们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把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因为有几亿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民在用眼睛盯着他们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在我们党的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带领下把资改派们赶下台。相信毛泽东三十多年前的预言早晚一定会应验。 苏联没有出现过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所以，苏联人在懵懵懂懂中就易帜了，东欧各国没有出现毛泽东，也在懵懵懂懂中易帜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过这样的预演。毛泽东已经给中国人民提前上了一课。印度没有出现过毛泽东，他们的人民群众就只能永远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挣扎。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主要原因。因为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一些民主革命派，他们的步伐一点儿也跟不上毛主席的步伐，毛主席只好带领拥护他的人民群众一起前进了。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只属于人民和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而不属于任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思想落后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利益集团。 中国人民的最大荣幸和骄傲：就是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中国人民应该为此感到荣幸的自豪。努力吧！亲爱的同志们。曙光就在前面，胜利就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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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4 蓝天绿地 2012-9-15 13:36

有传言：当时中印边界战争时，有人（可能是美国）建议老蒋考虑借此机会反攻大陆。老蒋拒绝了，说大陆是为中华打那一仗，超他们这个后路太不地道 但是以下讲的 这个事情我可是刚 听说,具体历史 真相 并 不清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cOHPS3129gfeature=player_embedded 此文仅仅是传言，政治，外交，过防情报都严格保密，所以不必相信！请同时 听听 湾友cat 这个意见： http://www.zhenzhubay.com/blog-76-5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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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丑小鸭 2012-7-27 23:18

毛主席最懂科学 更新时间： 2012-07-25 腾讯 探花 　　　　 当温总向96岁高龄的钱学森表达敬意的时候， 钱学森说“那都是毛主席教导我的结果” 　　　　 　　　　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出版了极为重要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1991年美国航天学会在遴选百年来对世界航天作出重大贡献的百位名人时钱学森排名第二；冲破阻力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同时在农业上也有论文发表。 　　　 　　　　试问世界上有几个领袖能赢得如此重量级科学家的崇拜？ 认为自己一生贡献都是领袖教导的结果？恐怕只有毛主席了。 爱因斯坦被问及成功之的心路历程时，从来没有谈到布吕宁总理或者胡佛大总统的哼哼教导，在被问及死亡时，只是说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却没有因再瞻仰不到艾森豪威尔的威仪而感到天塌地陷； 我们也没有听说普朗克海森堡等人认为他的科学成就源自《我的奋斗》…… 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领袖虽然成为政治领袖，但不像毛主席那样有着精深的科学思想，所以当毛主席要和美帝头子尼克松谈哲学时， 尼克松就傻了眼，最后不得不和周总理又谈了一次具体事务。 　　　 　 　　　　有证据表明（注1），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向世界科学界宣战，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向诺贝尔科学奖进行了最伟大的冲刺 （当然，最后由于西方世界的封锁，没有把将颁给毛主席）。 除此之外，我们通常也把两弹一星归功于毛主席的领导，但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都认为是奥本哈默而非罗斯福，这也说明大家都认可了毛主席做实际工作的能力，领导科研攻关的能力，而罗斯福斯大林等普通领袖则不具有此等能力。 如果有右派不认可这个观点，钱学森那番话是很好的证明“那都是毛主席教导我的结果”， 希望广大右派仔细咀嚼这番话的含义，然后发自内心的崇拜毛主席吧！ 　　　 注一：这年（1955年）他（毛主席）亲自召开的一次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 有李四光、钱三强出席，会上毛主席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 钱三强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 毛主席却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 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对此，有科学家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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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8 yuxin_9605 2012-7-22 21:17

永远怀念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k4NjA4NTAw/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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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8 yuxin_9605 2012-7-20 12:36

深切缅怀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yOTc1MTg4/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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