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6月5日(提前出版)文章，原题：性别失衡：中国的一胎政策如何反令男人吞苦果 29岁的北京男士张伟是一家国有能源公司的年轻主管。他说，自己把每月将近30%的工资存起来，希望今后一两年房价跌一点时能买房。许多人认为，北京的房价太高了，为什么一名年轻的职业男性总想着买房？“因为我想结婚成家。父母逼着我。没房子，那就很难了。”他说。

　　再到上海的一家时尚餐厅看看。4名女性在喝酒，全是单身，30岁上下。跟她们讲张先生省吃俭用的事，她们都笑了。“没房子的，我都不会跟他出去，更别提嫁给他了。”华风说。但是，她们自己何时结婚？毕竟，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标准，她们的时间不多了。从事广告公司管理工作的李君玲说：“我觉得，像这种事，真的不急。我没压力。我觉得其实时间在我这一边。”她的朋友也都点头赞同。

　　李说得对。现如今，中国的年轻都市女性不断推迟婚姻，原因在于她们有那个实力。一个简单事实是，在中国，她们处于人口支配地位，而且今后多年也将如此。

　　在一胎政策和超声波技术的双重作用下，中国那些想要男孩的家庭可得偿所愿，只需打掉不想要的女胎。这导致现在男孩数量远超女孩，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之一是——在社会领域，在日常男女交往中——赋予女性更大的权力。

　　一些知名学者开始提出男女比例失衡，是否对中国更紧迫的一些经济问题产生影响。他们想知道，像张先生这样的行为是否与中国居高不下的家庭储蓄率有关联。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观点，中国人存钱是因为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过去10年，中国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大有改善。因此，他对中国几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想要找到储蓄与性别失衡的相关性。结果令人惊讶。“我们发现，平均起来，不仅有儿子的家庭比有女儿的家庭储蓄多。而且有儿子的家庭，若是生活在性别比例更扭曲的地区，往往储蓄率更高。”

　　对适婚女性的追逐如此激烈，甚至可能刺激全国的储蓄率，这正说明人口失衡的威力。它也说明年轻、未婚女性的个人权力日益增强。在这个“结婚市场”，魏尚进说，“当一名年轻女性说‘跳’，年轻男性最好问，‘跳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