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一九八四》、《动物庄园》、《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众多作品的译者、广州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弃世。这个不幸的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流传，令广大读者和业界友人唏嘘不已。前一段美国知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因抑郁症自杀，孙仲旭自杀的消息引发舆论对抑郁症的关注度再次提升。孙仲旭生前正职海运法务，兼职翻译的艰辛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回报，也让人对译者当下的生存状态深感忧虑。

　　孙仲旭生前笔耕不辍，以41岁年纪，翻译了三十多本享誉世界的经典名作，论其质量和数量，即便许多老翻译家恐怕也望尘莫及。有网友感叹道，孙仲旭因抑郁症离世，据说翻译现在每千字只有人民币50-70元，想起那靠抄袭起家、靠脑残电影疯狂吸金的人，翻译这样高尚而又艰辛的创作劳动，真不知该如何安放其灵魂。也有网络名人看过孙仲旭生前写的埋怨稿费太低的文章，觉得“他翻译水平那么高，同行和读者也喜欢他，要是大家支持他吵一架，向出版社抗议，向某文化公司抗议，联合起来维权。说不定抑郁也好些”。

　　我找来孙先生2013年5月4日发表的那条“吐槽”微博，他交代儿子，“(电脑)这个文件夹里有我十几年来译的四百万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就是我的文学遗产，你经营得好，可以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儿子问干嘛不能在广州？孙说：“在这儿不行。只够买个卫生间。”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但业界也有业界苦衷：书价不涨，而且折扣越来越厉害，网上还盗版肆虐，翻译费用怎么可能涨？再加上引进国外书要向原著支付版税，再减去印刷装订成本、管理成本、图书折扣、退货率等问题，翻译类图书的利润空间已经被压缩得很低。

　　作家罹患抑郁症是事实，生前抱怨稿费太低也是事实，为逝去的翻译家鸣不平也未尝不可，但把抑郁症跟文字工作者回报低、待遇差联系起来，缺乏证据。直至今日，孙先生家人并未出来说，先生的离去是因为翻译的辛苦与低酬。利用逝者表达观点不是不可以，但与抑郁症本身关系不大，而且，容易把抑郁症归为社会压力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身心疾病。让抑郁症变成某种“疾病的隐喻”，谬种流传，反而耽误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机。

　　实际上，就像把吸毒看成娱乐圈专有，把艾滋病看做是同性恋群体的疾病一样，社会大众尤其喜欢把抑郁症跟从事脑力劳动、精神生活丰富的人联系在一起。文字工作者追求艺术至臻境界时那种向死而生的态度，“诗穷而后工”引发的对于文人命运的无限慨叹，这都很常见，但许多时候，把生命挫折与艺术成就捆绑，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对于理解抑郁症这件事毫无帮助。抑郁症就是一种病，得病就应该看医生、吃药。特别的关爱和照顾，“你应该快乐一点”，这些言谈举动不仅无效，反而会给患者带来更多不必要的负担。抑郁症患者的病应该有医学的药方，翻译出版事业的“病”应该有体制的药方，两者不宜混为一谈。 麦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