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文革武斗打砸抢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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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一切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幕后的秘密
作者：沉默的麻雀
提起“文革”，一些人总是把武斗、打砸抢和残害老干部联系到一起。那么，“文革”中这些现象是谁发起的？并迅速传遍全国。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是怎样制止的？却鲜为人知。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牛棚就是农民的住房）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冷水，当即炸开了锅，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站位对它发表不同解读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
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理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虽是对子女高低贵贱出身的比较，但突出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兵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
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
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
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
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毛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最先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
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而是想方设法获得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机关工厂学校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加入红卫兵组织要先报出身，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红卫兵接待站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
8月27日，“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女儿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刘涛写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她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刘少奇女）、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葳。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
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
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西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个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流水帐：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反毛反文革)。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反毛反文革)。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反毛反文革)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抢日渐增多("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毁文物古迹("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是怎样保皇的？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卫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中央和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六十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教育方针却只限于教学生们温文尔雅，追求名利。（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
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
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
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 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 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 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
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
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
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
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an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
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
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
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
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