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大赦，豁免原罪
　　由于官员贪腐相当普遍、相当严重，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现行的反腐倡廉办法完全失败。仅18大以来，落马的大官就有7、8位。由纪检委一个个去抓，只能越抓越多，官员真正害怕的不是纪检委，而是公开化。没有人愿意公开示众，自投罗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以后，不究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
　　有人认为，官员腐败乃非法所得，必须追究，需要严惩，不能豁免和大赦。此理虽对，也很美妙，但却不切实际，也不符合法不治众的道理。如今，官员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试问，如何追究？谁去追究？追究到何时为止？能追究清楚吗？何时能追究清楚？再退一步讲，即使追究清楚，又该如何，能建立起一套新制度规则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死结，仅靠追究是解不开的。而唯一办法就是宽容和和解：大赦和豁免。这虽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先例可循的。当年面对贪腐成风，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大赦以后才建立和行动起来的。
　　既然不能追究，也无法追究，那么，财产公布以后，不论是多是少，1000万也好，1000亿也罢，都得大赦和豁免。不能因为贪污的数量大了，又要尽食前言，收回成命，重新追究。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公布财产。
　　有人认为，大赦和豁免使官员都灰头灰脑，脸上无光，没有安全感，如何治理？其实，官员背着贪腐的包袱，随时都有被揭露的危险，才没有安全感。大赦和豁免以后，才能真正放下包袱，有了法律保障的可靠的安全，也就能直起腰杆，认真做事。
　　有人强调，对老百姓来说，大赦和豁免显然不公。我们认为不公平是有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承认这种不公，并且去设法缓解这种不公。事实上，这也许是最小的不公，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更大的不公还在后面。因此，对于目前因官员腐败造成的不公只能缩小，没办法根除。为此，我们设计了下面一条配套办法。

征收高额所得税，把黑钱洗白
　　官员贪污腐败，非法收入数量相当巨大。所以，豁免原罪，不予追究，才能使其放心公布财产。而完全由其侵吞和占有也的确不公，因此缩小不公的可行办法是，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视为一次性灰色收入，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可使其侵占的收入减少一半左右。通过征税，一方面使其税后收入变成合法财产，把黑钱洗白，不再提心吊胆，不再进一步敛财；另一方面，征收的税款既可增加财政收入，也可分给老百姓，比如可以充实社保基金。
　　有人认为，贪腐是非法所得，按现行税法征税，法理不通。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有很多灰色地带，合法非法很难分得清楚。在以往的岁月中，官员也做了很多工作，同时也利用权力和职位获得了过多的非应得财产。我们其所以将其视为灰色收入，其道理也在这里。既然是灰色收入，按税法征税使其变白，与情与理都说得通。
　　有人认为，可以规定一个最高限额，超过限额，让其主动交出。如果不主动交出，就要追究。这不是一种宽容和和解的思路，而是一种对抗的做法，而对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认为，确定最高限额是一个无法实施的办法，由谁制定限额，限额多少为宜，既没有理据，也无法让所有人接受，只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人集中力量反对大赦和豁免，而对这一条并不重视。其实，既然要妥协和和解，双方就要各让一步，百姓同意大赦和豁免，旨在安抚官员；征高额所得税是为了安抚百姓，大家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未来。
(原文转摘,作者为天则研究所的人,与茅于轼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