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胡适之、林语堂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成立后，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后来，民权保障同盟因为“北平反省院政治犯”用英文写的一封控诉书内部产生争论。胡适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力，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结果胡适被开除出同盟。在胡适被开除后出炉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同盟向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并揭露当局罪恶。

下面两件事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端仇视: 蒋介石决心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杀鸡儆猴。

一是刘煜生被杀事。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一些贬斥时政为人民大众呼吁的文章，被当局逮捕，并由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江声报》，1933年1月，将刘煜生枪毙。刘煜生获罪的根本原因是他从前得罪过顾祝同，在该报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于是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必欲杀刘而后快。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谴责，“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

二是营救政治犯问题。1933年3月，共党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同盟曾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这期间，杨杏佛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的活动情况由不断地汇集到我和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定杀一儆百，制止同盟的活动。但杀谁好？“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蔡元培影响太大，杀了他们，我老蒋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就是国民党党内也会把我吃了，”杨杏佛是同盟总干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跃，杀了他，可以起到制止宋庆龄、蔡元培的作用，又不会自己翻船。于是，1933年5月间，蒋介石对我下达了“制裁”杨杏佛的指令。

我受命后，即布置手下对杨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爱好骑马，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着蹓玩。我得到这些情报后，即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但蒋介石不同意，认为把他杀在租界以外，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慑作用，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为政府增加麻烦。命我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

我接到指示后，即亲往上海布置。由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执行这次暗杀，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

1933年6月18日，天清气爽，又是周日。早晨8时刚过，杨杏佛身着骑马眼，头戴灰呢帽，与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再乘骏马出游。杨杏佛备有两辆车，一辆是道奇牌轿车，一辆是纳喜牌篷车。只见埋伏在杨家附近的赵理君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人便装作漫不经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门口凑去。见杨杏佛携着儿子的手，边走边说什么，走近了轿车，可杨氏父子上车后又下来了。刚想冲进去动手，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原来轿车司机不在，只好改乘敞篷车。

车子终于发动了。汽车刚出大门，杀手们突然窜出，四支手枪同时从车的两侧向车上猛射。杨杏佛一听枪声、马上反应到有人要杀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他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

杀手们见行动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这时，那辆汽车早已发动好了等着，杀手们先后抢上，扬长而去。但有一个人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拐回来时，车已开出了一段距离。他一面追，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赵理君一看他还有好几丈远，而四面警笛狂鸣，租界警方马上就会赶到，等不及了，便抬手给了他一枪，开足马力逃跑了。

却说那个人完成任务，反挨了自己人一枪，眼看巡捕包围过来，举枪自杀，结果负伤未死，被巡捕抓住，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杨杏佛到了医院，便停止了呼吸。医生检查尸体，发现中了三枪，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上。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没有大碍。那个受伤的杀手被医生抢救过来后，向租界警方供称叫高德臣，是山东人，访友路过此地，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手下，带上毒药上医院。当天晚上，他便“重伤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我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暗杀杨杏佛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宋庆龄为杨杏佛被害发表声明: “敌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鲁迅吟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杨遇刺后，林语堂作为同盟发起人之一，为其成员安全故，要求同盟停止工作。于是同盟自行解散，其活动也告段落。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