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年关将近喜迎春，灯火通明迎贵宾。评报论诗谈哲史，西湖佳话见胸襟。

　　1958年年初，春节将近，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1月6日，遗传学家谈家桢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历史学家周谷城和老报人、《新民晚报》总编辑、曾被毛泽东戏称为宋高宗赵构的哥哥的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一上飞机就发现坐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是毛泽东派自己的专机来接他们三位学者。

　　在飞机上，望着茫茫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很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20年代他们就相识。解放后，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7年夏，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边，毛泽东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是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

　　谈家桢则有另一番心情。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50年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李森科、米丘林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他，对他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停了一会，他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4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 到毛泽东的接见。因自己在整风中说过一些话而感到不安。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想到这些，心里还时不时的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三人中心情最紧张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他三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第一次是1957年，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软些，软些，软到那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对此，赵超构似乎未能很好领会。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犯了错误。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心情几近惶恐。他想恐怕不能再继续作新闻工作了。可毛泽东要他回去还当总编辑。毛泽东还对他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 写杂文不容易啊!”

　　1957年9月7日，第三次在上海，赵超构又见到毛泽东。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面，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他比喻道: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此时，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心里说：这次恐怕要向浙江省委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仍灯火通明。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老习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默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他还讲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的感受。他说：“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他问赵超构是哪里人，赵超构答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跑。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箥，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了。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颇高。餐毕，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了，但他精力旺盛，毫无倦意。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 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失。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冬季，水石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毛泽东穿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走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毛泽东又请他们三人共进午餐。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里。赵超构说：“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