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诗曰：白手起家两袖空，千头万绪任从容。新兴教育如何办，广开言路探索中。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他把身体好放在第一位，接着进一步说：“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扩大)次会议说，“统战工作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说：“是不够的。”

　　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毛泽东与文字改革

　　诗曰：汉字文明华夏魂，传承嬗变到如今。一字变更非小事，中枢惊动最高人。

　　蒋竹如，湖南湘潭人。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五四运动时期，在长沙参加过毛泽东组织地新民学会，先后在湘潭新群中学、湖南省立五师、一师等校任教。解放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导主任。

　　1955年2月，蒋竹如根据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写成专著，给毛泽东寄去，并附上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提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的问题，建议进行汉语语言文字改革。毛泽东虽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对改革汉字深表赞成。于同年5月1日给他回了一信：

　　“竹如兄;

　　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比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

　　顺问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汉字进行了改革。

　　1955年，以吴玉章为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呈送中央审批，绝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画圈表示同意。而邓小平接到《草案》后。他对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说：“吴老啊，你把汉字这么一简化。我都不认识了。”

　　吴玉章说：“小平同志，你别说都不认识了，你对那个字的简化有意见，可以具体地提嘛。

　　邓小平说：“别的不说，就说我这个‘邓’字吧——左边一个‘丁’字，右边一个‘耳朵’，不好看。第二笔往左边拐，第三笔还得回到右边写，也别扭。”

　　当时的《草案》把“邓”字左边的“登”字，和“灯”字的右边“登”字，都简化成“丁”字。

　　吴老问：“那你看这个‘邓’字怎么简化好呢?”

　　邓小平说：“‘邓’字如果要简化，还不如写成左边一个‘又’字，右边一个‘耳朵’呢。草书的‘邓’就是左边写一个‘又’，‘又’的第二笔下边拐几个小弯嘛”

　　吴老遂将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很慎重，问吴老：“请你的工作人员查一下，在宋版书上，‘邓’字有没有这样简化的?”

　　于是，吴老打电话给张瑞泉，张瑞泉当即到图书馆去查，果然在宋版书上看到有把“邓”简化成‘邓’的。周总理闻讯后，立即让秘书将张瑞泉接到中南海。周总理看后点头，放心了，立即将此事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他姓邓的不是对这个字有意见吗?这个字听他的，其他的就不变了。”

　　1956年年初，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里，繁体“邓”字就简化成“邓”字。

　　由于对汉字实行了简化和注音，使汉语拼音文字逐步走上标准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