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弹终于来了，这一弹的目标是方舟子。方舟子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多次声称，他从来没有从安保资金中拿过一分钱。但这第五弹，我要请各位看看方舟子是如何撕下伪装，从安保资金中直接拿钱的。

       让我们回到2014年的9-10月间，这一时分，方舟子一家迁居美国已经箭在弦上。该移民计划是方舟子早就规划好的，目的是让方的孩子在美国接受教育。为了移民，在一年前的2013年10月16号，方舟子在美国的圣地亚哥购置了一套别墅，这套别墅是当地顶级的学区房，一年仅房产税，就高达一万美金左右。挂牌仅十余天，就被方舟子以67万美金全款买下。买下的当天，方舟子就把房屋的产权过户给了刘菊花。

        移民前夕，方舟子特地回了一趟漳州老家，机票是彭剑给其购买的头等舱。与此同时，方舟子开始紧锣密鼓地筹措钱，圣地亚哥是加州的第二大城市，居住生活的成本不低，必须要换一些美金，供自己的家人来美国的日常开销。方舟子私下和彭剑说，大约需要五十万人民币。

        心领神会的彭剑立即明白了什么意思，9月22号和23号，彭剑从安保资金二级账户3558里，分两次给刘菊花的账户汇了97000元。来自华欢所的3558记账单显示，这笔钱，是通过刘菊花的亲戚刘昊转过去的。为了防止直接给方舟子现金的事情败露，彭剑还专门叮嘱刘昊，这笔钱不要全部直接转给刘菊花，将其中的5万块钱通过支付宝过道手再转给刘菊花，这样更隐蔽更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3558账户虽然是一彭剑个人名义开设的，但也是安保资金的二级账户。这个账户的钱，基本上都来自安保资金转账或者存现过来。徐波捐款的300万善款，被彭剑转入7059安保资金二级账户后，有25万被直接转入这个3558账户。而且，这个3558账户，差不多专门是为方舟子的各项开销服务的，其中有多笔直接给刘菊花账户的转账记录，另外还有大量直接转给语丝书屋员工方艺泉的汇款。

       也许有人要问， 安保资金的捐款，明明是给方舟子，为何要汇到刘菊花的账户？或者说，汇给刘菊花账户的捐款，就是给方舟子的么？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故事。

     2005年，肖传国以方舟子侵犯其明名誉权为由，将方舟子起诉到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此案历经两审，最终都以肖传国胜诉而告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方舟子赔偿肖传国3万元精神抚慰金，并为自己的侵权行为登报道歉。但方舟子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一拖就是数年。

    2009年，肖传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武汉市法院在调查时发现一个难题：一是根本无法联系上方舟子。方舟子在诉讼阶段从未给法院留过任何联系方式和实际住址，给方舟子的律师彭剑寄送的法律文件也被统统退回。二是调查发现，方舟子在境内没有任何银行账户，没有任何银行存款，也就是说，方舟子在国内没有任何可执行财产。

        2009年8月，无奈之下的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只好从方舟子的配偶刘菊花的银行账户内扣除了一笔执行款，数额是40754.60元，其中30000元是赔偿金，10754.60元是延期执行的滞纳金。

        2009年8月24日，刘菊花对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刘菊花的理由是：1.武汉市法院判决方舟子的赔偿款是方舟子的个人债务，和刘菊花无关；2.方舟子和刘菊花对婚内财产早有约定，双方各自财产独立。并出示了如下两份协议和一份律师见证函：

        上面第一份协议，署名日期是2002年9月30日，但没有公证。第二份补充协议也没有公证，但有一份律师见证函，而经手办理的律师，恰恰是方舟子的亲密战友彭剑。更有意思的是，这份补充协议的署名日期是2007年1月15日，恰好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前的一个月。肖传国的律师认为，刘菊花提交给法院的这两份协议是应对法院强制执行而临时伪造的，但没有直接证据。不过，方舟子和刘菊花签署这份协议，客观上成了回避法院的执行的工具。你法院可以判，但我就是不执行，反正我方舟子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即便败诉又怎样？而你要是敢执行刘菊花名下的财产，我们夫妻财产“各自独立”。

        2009年9月4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驳回了刘菊花的执行异议申请，理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夫妻之间的协议，肖传国不知道，不能成为方舟子赖账的理由。

        当天，刘菊花就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复议。更“巧”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突然在此时造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此案。法院这才恍然大悟，刘菊花的身份不仅仅是方舟子的妻子，还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国家级媒体的突然造访和询问，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刘菊花的执行复议申请案就此被搁置，偌大一个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竟然无人敢裁定了。

        4年后的2013年4月，武汉市法院的两名法官到北京找到彭剑，主动退回了从刘菊花账户扣押的执行款。至此，武汉市法院在方舟子刘菊花夫妇面前完全溃败，而肖传国胜诉方舟子的名誉权案，7年的时间过去，一分钱赔偿款没有拿到，而且执行遥遥无期。法律的判决，执行的威严，在方舟子面前，变成了一张废纸。

         方是民和肖传国关于肖氏手术的恩怨是非持续多年，我虽然有所了解，但这里我不想发表看法。我想强调的是，不管方舟子当初指称肖传国的那些言辞是否正确，都应该尊重法院的判决。什么是法治？法治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当你的言论在合法的范围，不管有多少人不满意，法律都会给与你坚定的保护。而当一个人的言论逾越法律，不管你的动机有多么高尚，都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一个两审败诉，申请再审被驳回的名誉权案件，方舟子就是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而法院竟然拿他毫无办法。

        这个故事最让我感性兴趣的是，方舟子和刘菊花真的如他们签署的协议那样，财产是完全独立的么？如果真是如此，武汉法院找不到方舟子的可执行财产就是无能，但如果方舟子和刘菊花根本就不是财产分立，那方舟子和刘菊花所谓的财产协议就是个骗局，就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的流氓做法。

       接着看故事。

        2012年8月13号，方舟子突然高调宣布从新浪微博退出，转往搜狐微博：

        方舟子退出新浪微博的表面理由，是不加V攻击他的女儿，而新浪处理不公。但真实的原因是，搜狐看到方舟子和新浪爆发矛盾，主动接触方舟子，希望方能离开新浪，移师搜狐。当时搜狐焦急于新浪微博的人气爆棚，急于拉一些大V聚拢人气，但一直苦无良策。方舟子因不加V事件和新浪交恶，让搜狐看到了机会。

        早在一年前的2011年，搜狐就曾花钱从新浪往搜狐拉人，目标是一些人气比较旺，发帖比较活跃的大V，费用一般是一年10万到20万之间，方舟子当时就在这一名单里。但这个计划，并不禁止这些去搜狐开微博的人同时还在新浪，由于新浪微博的聚集性，很多去的搜狐的人也三心二意，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8月，方舟子正值方韩大战结束后如日中天之际，搜狐把方舟子当做是拯救搜狐微博人气的救命稻草，于是给方开了一笔相当高的价码，条件是方彻底离开新浪，到搜狐微博去，方点头同意。于是，方的退出新浪微博中，才有了那句“大家去搜狐微博找我”。

        根据本人的调查，方去了搜狐之后，搜狐是按月给方舟子支付报酬，而方舟子提供给搜狐的账户，户名就是刘菊花招商银行的银行卡。除此之外，方舟子和腾讯微博和讯微博也有合作，方提供给这些网站的账户，也是刘菊花招行的同一账户。

        至此，各位应该都明白了：

        1.方舟子在国内没有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所有收入都通过刘菊花的账户接收。方刘的财产并非各自独立，他们签署的夫妻财产独立协议完全是假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精心设计出来的无赖招数；

        2.2014年9月，彭剑汇往刘菊花账户的安保资金善款，就是给方舟子的。据线人透露，方舟子在凑足了50万人民币后，找中间人将人民币换成美金，并汇往境外的账户。

        2014年10月27日，方舟子一家三口，乘坐彭剑用安保资金捐款购买的北京到洛杉矶的航班，低调飞往美国。出国之前，方舟子和彭剑已经把北京的事宜安排好。方艺泉继续负责语丝书屋的日常管理和进货发货，而专职司机张钰明，则继续租住在方舟子家所在的新华社社区的房子里，负责定期打扫方舟子家的房子，处理一些诸如缴纳水电费之类的杂事，与此同时，方舟子在北京还养了一条狗，这条狗没法移民美国，只好交代给张钰明负责每天看护。

        方举家赴美，在微博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为了掩人耳目，赴美后的方舟子，每天都是按照中国时间来发推特。这既有维持微博人气和影响力的考虑，也有不太愿意让公众知道自己一家赴美的原因。毕竟安保资金还在继续募捐，他和彭剑还在继续挥霍。

        2015年1月，方舟子一家抵美3个月后，方舟子再次向彭剑伸手，让彭剑从安保资金给刘菊花的境外账户汇钱，彭剑立即指示安保资金账户的财会人员刘琳办理。因为方要的比较着急，这笔钱是从好几个账户，包括华欢所的公款帐户紧急凑起来的，总额是32319.27美金，汇给刘菊花境外账户的时间是2015年1月19号。

        此时方舟子一家，已经在圣地亚哥开始了新生活。圣地亚哥是加州第二大城市，社会治安相当良好。如果说方舟子在国内因为所谓的打假得罪了一些人，说需要安保还勉强有一点点理由，举家迁往圣地亚哥之后，还需要哪门子安保？这时候直接从安保资金伸手拿钱，就是把安保资金直接当做自己的私人银行，随用随取。

        来自线人的消息显示，在我前几弹的证据曝光下，方舟子命令彭剑紧急查账，他们已经发现这笔汇款败露。紧急商议后，他们计划把这笔钱按在方舟子一家赴美后“购买”安保器材的支出上。为此，方舟子连日来在微博已经多次发帖铺垫，内容是他赴美后方黑也可能威胁他们一家的安全。只等我第五弹一曝光，方舟子就准备按照既定的思路洗地了。

        需要指出的是，刘琳给刘菊花汇款的账户，是安保资金的三级账户，彭剑平日里有一些具体的花销，常常会把捐款从自己的账户转到刘琳的这个账户，再进行更具体的消费或者支出。这其中，有大量直接给语丝书屋员工方艺泉的转账记录。

        贪婪并没有到此为止。2015年，刘菊花的姐姐刘新梅，想要移民美国，托方一家帮忙。方舟子协助刘新梅办好签证后，让彭剑给刘新梅购买赴美机票，临行前，彭剑还从安保资金里拿了一笔钱给了刘新梅。刘新梅到美国后，住在方舟子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平时帮方家接送孩子上下学，也做做饭。彭剑和方舟子商议，将刘新梅做成方舟子在美国的安保人员。于是，这位给方舟子一家当保姆的大姨子刘新梅，摇身一变成了方舟子的保镖，每个月从安保资金里领取1000美元的工资。这笔钱，彭剑定期换成美元汇给了刘菊花。至于刘新梅有没有拿到，拿到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除此之外，方舟子赴美后，彭剑还用自己的信用卡绑定了PayPal。PayPal是一个跨境支付平台，在全球主要国家网上购物，通过这个平台都自由支付和外汇结算。来自华欢所的信息显示，彭剑的PayPal，在美国的易贝网站购买了大量生活用品，包括打印机墨盒、女士包包等等，方舟子赴美定居后，也时常因为一些事情回国，而彭剑绑定的PayPal的这些购物记录，恰好和方舟子在美国的时间完全吻合。这些购买商品的支出，最后均从安保资金里报了销。

       这，就是安保资金最不可告人的“安保细节”，就是安保资金隐藏最深的秘密！

        半年多前，我决定调查安保资金。不可否认，这个决定有个人原因。2015年夏天，因我转发徐波的一条微博对安保资金有些许质疑，方舟子宣布起诉我。这是方舟子惯用的伎俩，通过诉讼来折腾人。我没有安保资金可以随意支配，只能亲自展开调查、搜集证据，准备应对庭审。    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隐匿的事实浮出水面，触目惊心。        这段时间以来，我公布了若干证据、发表了十余篇文章，揭露方舟子和彭剑用安保资金买房、买车、买头等舱机票、通过语丝书屋洗进自己腰包、甚至几经周转汇给刘菊花人民币和美金。迄今为止，方舟子从未正面回应过一个证据。他要么对实质性问题装聋作哑，要么纠缠其它问题转移视线，要么用叫骂和发动人肉来虚张声势。        方舟子这个反应我毫不意外，他当然要垂死挣扎。但我好奇的是，面多诸多证据以及方舟子如此诡异的反应，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相信他和彭剑，给安保资金继续捐钱？        我要指出的是，长久以来，虽然方舟子以“打假”著称，但他最宏伟的事业，还是在于“造神”——这个神就是他自己。       其实打假本身，只不过是事实对拼而已，理论上来说，一个打别人假的人，并不能担保自己是君子还是流氓。但是在现实中，实施打假的人，却往往被赋予更高的道德含义，这大概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       毫无疑问，方舟子巧妙地利用并放大了这种大众心理需求。       在他一次次的“打假”中，他借此登上道德高地，给自己塑了道德金身。最终以一种类似于成功学贩卖的方式，刻意将自己打造成“十全教主，道德完人”的形象——       他既精通理工，又兼具文史；他不放过任何一星半点错误，同时自己在任何领域都从不犯错误；他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更难得还两袖清风、视名利如粪土；他曾经因为打假招致报复袭击，但依然无所畏惧地继续踏上征途……       这样一个既高尚又悲壮的英雄，还需要监督吗？你还要在保证他安全的资金上监督他？你还是人么你？！       很多中国人本能地抗拒监督，因为监督似乎意味着被监督者有“坏的潜质”，这似乎是莫大的侮辱，不仅侮辱了被监督者，而且侮辱了善意的自己。他们更喜欢去信任一个人的私德——正所谓“我相信他不会！”       在类似于筹集安保资金这样一个公共事宜中，不需要监督，把所有的宝押在一个人的私德之上，这中间夹杂了太多居心叵测的暗示引导，也寄托了太多虚妄的道德期待。       就在此时，方舟子和彭剑都已经被揭露到这个份上，依然有人喊着“支持方舟子，信任xxx”的口号（xxx随时可因为个人原因被开掉），给那个漏洞百出的暗箱操作的安保资金里捐钱。他们和那些找胡万林看病的人一样，狂热而真诚地被欺骗。对他们来说，比起损失一点钱，更可怕的戳破自己心中那个道德完人的肥皂泡。       坦率地说，尽管方舟子多次公开谩骂我，还起诉我给我制造麻烦，但是对于证明方舟子这个人的道德低劣，我其实没那么感兴趣。        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圣贤。比起一个陌生人的私德，我们更应该信任的是监督。有监督，人性就会蓬勃良善，没有监督，人性就会丑恶尽出。       时至今日，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我所取得的证据，已经远远超出应付起诉的需要。过去的半年，我一直在超负荷工作。那些被精心隐匿的线索，就像游丝一般，在繁杂的证据中稍纵即逝。我个人常常感到重重压力，甚至受到过来自现实的威胁。其间种种艰辛愤懑，不足为外人道。       过去的一年，有捐款人不断开始通过报警、起诉等方式，要求公权力介入，给善良的捐款人以真相，还社会以道义。但是，明明应该走上的程序，却被一些部门以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不断推诿、拖延、搁置，令人实感无奈。尽管如此，我依然愿意相信法律，我手中的这些证据，包括一些不便于网上公开的，我都将交给警方。那些起诉彭剑的捐款人，我也会鼎力相助。

       我希望法律最终能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是社会的底线，是我们扬眉吐气，继续前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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