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毛泽东同场看梅兰芳演出，也曾蒙邓小平赞一句：你的普通话比我好。他家学渊源，父亲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美丽的母亲在90岁高龄还矫健地冷水游泳。他家住英国剑桥，是剑桥高材生，也像北大人喜欢与清华人“对掐”一样，开玩笑嘲笑牛津。他是中国专家、语言天才，精通多门语言，“中国”与“黑色雅典娜”，则是他的学术关键词。在1950年代，他来到北大学习汉语，与中国人一样，吃大白菜。因为留着长发，这个老外少不得被北京妇女在背后指指戳戳。当时他的同屋，是朝鲜战争的美军战俘，选择留在中国，接受再教育。那时的中国，的确“豪情万丈”，不仅让美军战俘进高等院校，学中文，学毛笔字，还给他介绍中国女朋友。

 

他就是马丁•贝尔纳（Martin Gardiner Bernal），康奈尔大学荣退教授；他的大作《黑色雅典娜》（中文版已出），在西方学界既获得极高声誉，也引起极大争议。马丁•贝尔纳2013年6月9日在英国剑桥去世，享年76岁。

 

2000年前后的中文学界，海外汉学大量引入，“东方主义”红极一时。对后殖民与解构西方中心的兴趣，构成学者们介绍《黑色雅典娜》的重要背景。所以，刘禾教授与叶舒宪教授都从后殖民的角度读解这本书，刘禾教授更在文章的后半段，转而开始介绍后殖民理论。2009年，白钢教授主编的《希腊与东方》刊登了《黑色雅典娜》“绪言”的译文，在“编者按”中，编者也将此书列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品”。将《黑色雅典娜》归于“后殖民”一脉，体现出比较文学学者对方法与角度的看重。

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前言与致谢》中，贝尔纳教授提到，他在1975年遭遇了中年的人生危机。危机的原因，在政治上，与他“意识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有关”。

 

在第一卷《中译本序》中，贝尔纳教授颇带感情地谈到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当时他是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使它胜利。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57年，1959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痛苦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承担都增强了。”

 

贝尔纳教授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抱有的不是旁观者的同情，而是感同身受的热血激情。他早先被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深深吸引；作为学者的最初生涯，研究的是刘师培、国粹学派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物质条件艰苦的北京岁月，同样也给他留下内心“对中国的承担”。作为一个曾经的亲历者，他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有着直接的理解。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容是，“既痛苦，又迷人”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译本序》）。在他看来，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着重经济基础不同，共产党更强调文化与上层建筑的作用，而毛泽东其实早已预知了其后的邓小平道路。

 

事实上，贝尔纳教授的父亲，就参加了最早被周恩来总理请到新中国帮助新中国建设的西方专家团。当年随同父亲访问中国的年轻的马丁•贝尔纳，在梅兰芳演出时，与毛泽东的座位不过隔着几排。1970年代，当老贝尔纳教授再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因为形势变化不能够会见他。

 

据贝尔纳教授说，他会做毛主席的红烧肉，他的中文名，就叫做：贝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