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借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是的﹐我的祖国﹐你的忠诚儿子﹐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