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说来话长。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从小在金边长大﹐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0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讲述爱国情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趁机占领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日军占领金边后﹐当地西药的输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金边缺乏西药﹐却使我父亲的中医诊所愈加忙碌起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儒医名望传播得更远了。

      1943年冬﹐我初中毕业﹐不过﹐金边城里却没有华侨高中学校﹐当地的华侨子弟若想继续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去﹐那里有好几所寄宿制的华侨高中。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六十年前﹐西贡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经济﹑商业中心﹐这里有东南亚著名的深水港﹐有闻名遐迩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因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西贡素有“小巴黎”之称。西贡的“堤岸区”﹐则聚集着数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华侨。由于城市发展迅速﹐西贡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并成统一的行政区域﹐简称“西堤联区”。..

     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自己后来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他往返于越南﹑柬埔寨的边境﹐从事边贸生意﹐家境颇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返回金边教书。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金边的华侨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另一派则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一个20岁的华侨青年﹐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40年代末﹐国民党驻金边的大使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拼命勾结柬政府﹐“压制”拥护共产党的华侨。为了避人耳目﹐我干脆辞去了教员工作﹐像子辛父亲那样﹐开始学做生意。没想到﹐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金边小有名气的“布行经纪人”﹐挣到了一大笔钱。

    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