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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于敏:民族的脊梁 北大人的榜样 (ZT)

热度 5已有 5313 次阅读2015-4-14 05:29 |个人分类:历史|系统分类:教育| 民族

Source: 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5-01/15/content_287152.htm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第一届毕业生。这位布衣青年的命运随着战争时局和国家发展的需求悄然转变,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紧密相连。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1966年12月28日,在中国西部上空大气层,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短短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这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打破了西方国家核武器威胁的被动局面。其中,于敏在我国氢弹突破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15年1月9日,曾经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荣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淡泊名利、苦心孤诣的科研精神成就了他在中国核事业发展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堪称民族的脊梁,北大人的榜样。

 
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于敏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一个普通百姓家庭。7岁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6年,于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无不刮目相看。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惟独于敏得了100分。在学习讨论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老师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理学院荷花池,后排左二为赵凯华

在物理学中,于敏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1949年,于敏考取研究生,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并同时兼任助教。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不乏佼佼者。教授中有不少已达到很高学术水平甚至蜚声国外,如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等,于50年代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年轻教师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叙瑢,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有朱光亚。毕业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赵伊君。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爱读古典文学作品,仰慕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历史人物,诵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沉郁豪放的诗句朗朗上口。

这样培养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曾说过:“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1952年北大物理系部分教职员工合影,后排左二为于敏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而这个研究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批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国产一号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2003年北大物理90周年庆典,于敏先生(前排左三)与彭桓武先生(前排左二)返校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研究,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四年中,于敏带领的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中国的氢弹之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

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于敏(右一)与邓稼先(中)在一起

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8时整,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两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四百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内的狗、十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七百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三公里、重约五十四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很快,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核武器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敏的杰出贡献,有词调寄《小桃红》,赞曰:擎天火云映赤城,氢雷掌上鸣,壮我国威气如虹,崎岖径,穷微探理驭核能,科海耆英,国之干城,巍巍华夏情。

于敏的一生淡泊名利,对于“氢弹之父”的美誉,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期间,于敏被授予“北京大学杰出校友”称号

编辑:歆琴


CCTV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运筹帷幄不辱使命的核物理大师 - YouTub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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