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贺被指控性侵犯，“受害者”还拿出一条裤子，说上面有DNA，但贺坚称根本没有的事。孟菲斯检方在裤子上显然也没有验出任何东西，又没有任何其他证人、证据。但是要知道，美国人是很要面子，很难认错的。一旦启动了公诉程序，检方就必须坚持到底，除非他们认为100%会失败。田纳西人民当然知道审判结果可能不乐观，因此，在案件后的数年，孟菲斯检方一直在寻求让贺认个小罪，贺则坚决不干，而是要求依据宪法尽快进行陪审团审判。最后只要求贺承认一个小问题，做几天义工了事。中间当然使用了各种威逼手段，包括关进监狱，但贺邵强坚决不从，就是要陪审团审判彻底洗清自己。

最后，田纳西人民没法，只好进行陪审团审判，12名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贺无罪。换言之，陪审团对“受害人”的指控不予采信。

贺邵强之后，又出过很多华人被指控犯罪的案子，如翟田田、姜波等案。其实都可能是莫须有的冤案，但最终两人都在压力下屈服，承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过错，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用尊严换取了自由。而检控方也得胜还朝，其成功定罪率（conviction rate)又增加了一分。

海明律师也是，被被告律师吓唬吓唬，就签下了认罪书。

贺邵强与翟田田、海明、姜波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认为归根揭底是思维能力的差异。

贺邵强虽然是文科生，但我在与其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其培养出了相当的理科思维能力，每次遇到事情，都能够试图从美国法律、规则出发寻求答案。而不是凭空臆测，被恐惧、情绪覆盖了理性思维。

在《38军不敢打黑人团的智力研究》一文中，我就结论，李鸿章也好，梁兴初也罢，不敢出战的根本原因还是智力劣势，缺乏根据客观情况进行理性判断形势的能力。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必须相信正义。相信邪恶无比强大，但正义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点。就像我说的，你如果是在萨达姆的伊拉克，你会去上法院要公道吗？你要尊严，首先得相信正义永在。而唯一证明正义存在的方式是正义的胜利，而证明正义存在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就应该遇到麻烦自己认栽，正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这也是不同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