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诞琦

1984年6月6日，吴国桢病逝

一、第一个人

1979年冬，周曦三十岁，在上海师大读物理系大二。他和共和国几乎同龄，出生于1949年10月4日。政治风云蹉跎了他大半的青春。17岁，文革开始，高中停课。19岁，插队落户到上海郊区宝山刘行，种水稻和棉花。23岁，上海紧缺中学老师，招了一批“还没完全忘记功课”的老三届高中生突击培训。于是之后的几年他在上海沙径中学教化学，在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情绪中，他的学生得过且过，没有几个对学习有热情。29岁，中国恢复高考，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进了考场。他的考分很高，本可以凭志愿进复旦交大，谁料当年的上海高考负责人却是上海师大的负责人，做了小手脚把几个考分最好的学生转到了师大。这样荒诞不公的故事在荒诞不公的大环境下倒显得稀松平常，于是周曦抖擞精神到上海师大物理系报到，不敢有半点埋怨。

也是在那几年中美关系开始破冰，恢复了停滞三十年的民用邮政，周曦家里开始收到普林斯顿研究生校友会寄给他父亲周同庆的邮件。1979年的冬天，老父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无法回信。在母亲的鼓励下，周曦斟酌再三，凭着听广播学会的英语向研究生校友会写了一封信：我很想去普林斯顿继续学业，希望得到帮助。渺无音讯的好几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招生办公室的回信，“研究生校友会把你的信转给了我们。你应该向招生办公室申请，需要递交一篇自我陈述，两封推荐信，全部过往成绩单。还需要通过托福考试，或者由两位英语老师出具证明……”

这些名词他闻所未闻，幸而有一个曾经久居美国的老邻居耐心解释，并为他翻译了大部分材料。1980年春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祝贺他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普林斯顿物理系大二，给予全额奖学金。10月，周曦取道香港来到普林斯顿。这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十一年，也是周曦人生的第三十一年，而他却是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

为了照顾他的严重超龄，学校把他安排在校园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楼。我问他本科生涯中有没有交到朋友，他迟疑地报了三个名字，然后说，最初的几个月适应新环境十分辛苦，平时交往大多是本系的同学，谈论的话题不超过专业范围。他回想起来，那时候十分孤独，第一个在美国的圣诞节他提笔给国内的老同学们写了许多信。这当然是孤独的，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境遇除了孤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一个饱经苦难的人突然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却几乎切断了和过往的所有联系。在普林斯顿的三年，他只回家探过一次亲。其余的日子，唯一聊解乡愁的，就是去东亚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还有就是想象他的父亲周同庆也曾在同一个校园的同一座楼里耕读。

父亲周同庆的人生经历，能看成是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境遇。这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儿子，凭着勤奋好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毕业后又考取了那一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唯一名额进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1933年周同庆从普林斯顿物理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光学。回国后，时年不满27岁的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之后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一职。1940年，在物资匮乏空袭不断的重庆，他和助手们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回声探测仪，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日本投降，他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方俊鑫、华中一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原属交通大学的许多理科教授被重新分配到复旦，周同庆被聘为复旦大学光学教研组主任。195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支国产X射线管。1955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他出访印度，回国后才发现反右运动开始, 他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已经被分配去养猪，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政治上的不信任使得他的科研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就基本停滞。六十年代初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周同庆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开始带研究生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最后句号。

周曦和父亲周同庆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楼家中，摄于1956年

这里暂且不去叹惋政治运动对于那一代科学家的学术生命造成的巨大损害，我想先讲一讲周同庆所受益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这个奖学金的设置是近代中国史上富有戏剧性又影响深远的事件。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出兵，贫弱的中国在被动挨打之后，还不得不向诸列强支付庚子赔款。而1909年，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方面决定减免部分赔款，改用于赞助培养赴美留学生，并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学堂。1925年学堂始设大学部，即清华大学，而周同庆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导致清华大学的创立，庚子赔款奖学金还培育了一批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从1909年到1911年，中国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了三批享受庚款奖学金出国的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清华大学日后的校长梅贻琦。这三批庚款奖学金获得者，也包括了历史上最早从中国大陆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学子：日后的外交官邝煦堃、日后的陆军少将王赓。

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清朝寿终正寝，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因之停滞多年，可中国青年赴西方留学的热潮却在庚款留学先驱者的带动下，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民国的几十年政权动荡，可“公费留学”这个政府培养人才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不但晚清和民国政府拨专款专项用于公费留学，就连各路军阀、汪伪、日伪政权也热心于此。清华学堂作为“留学准备学校”的地位也固定了下来，整个民国时期向西方世界派去了大量留学精英，这其中就有一个学生，从南开中学升入清华学堂，最终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

二、第一任台湾省长

191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园里正在排练现代话剧《一元钱》。导演张彭春是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把自己全副的戏剧热情投入到“南开新剧团”。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学生现代话剧团，声名远播，曾多次到北京巡演。在这所男校，《一元钱》的女主角孙慧娟当仁不让地由全校最英俊秀美的男生出演，而女主角身边还有一个小丫头的角色，则由全校最年幼的小同学出演。这一年，“女主角”周恩来十八岁，“小丫头”吴国桢十三岁。

南开新剧团话剧《一元钱》剧照。周恩来为右一。

十八岁的周恩来是个天生的演员，他扮演的女角，貌美婀娜，惟妙惟肖。他是南开新剧团《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而每当他作为女主角出演，他一定会提出附加条件要求话剧中增加一个幼童的角色，以便让小兄弟吴国桢顺理成章地出演同一个剧。吴国桢仅比周恩来小一届，年龄上却足足小了五岁，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也是周恩来最谈得来的朋友。他们之间用私字相称，周恩来叫吴国桢“峙之”，吴国桢叫周恩来“翔宇”。

这一对好朋友的身世处境极不相同，周恩来出生于根基深厚的江南大族，可是生父性格柔弱，收入微薄，早已无力供养孩子的学业；吴国桢的父亲则在陆军中担任要职，经济条件优渥。若非唯才是举的张伯苓校长免去了周恩来的全部学费，又准许年幼早慧的吴国桢提前好几年入学（他入中学时年仅10岁），这两位好朋友本不会相识。除了话剧，周恩来还是学生会会长，他特意在学生会中设立了“童子部”，为了是好让吴国桢担任部长。周恩来还是校刊《敬业》的主编，曾多次大幅刊登吴国桢的日记，并加上自己撰写的大量按语。多年后，吴国桢回忆起这一段亲密的友情，说当时的他们“对什么的看法都一致”。而在周恩来毕业前，他主动提出要与吴国桢结为兄弟，互相写下生辰八字，打扮一新在照相馆牵着手照相，这张照片也许这正体现了这一段友谊的本质：一个孤独而急需亲情的哥哥，一个聪慧而天真的弟弟。

南开中学毕业后，吴国桢入清华学堂，毕业后就读美国的一所文理学院格林奈尔大学。1923年，吴国桢本科毕业，各科成绩全A，入学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1926年，这位年仅23岁的普林斯顿博士毕业生，带着满腹的西方政治观念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他从汉口市土地局局长开始做起，29岁上就成为了汉口市市长。

1937年7年，抗日战争爆发，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段短暂的国共蜜月期也是共产党人罕有的能够公开露面的日子。当时的吴国桢担任汉口市长，而周恩来作为八路军军代表驻扎武汉。于是，自1920年清华学堂一别，时隔十七年，小弟“峙之”再一次见到了大哥“翔宇”。直到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政府全体撤退，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得以多次见面。在吴国桢晚年的回忆录中，他说，周恩来还是十七年前的老样子，岁月和磨难并没有在他英俊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的温暖。

而“昔日的好时光”恐怕是两人唯一谈论的话题。吴国桢永远没有理解他儒家风范的大哥为何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周恩来也不可能为此做真正的解释。此时虽属国共合作时期，两人仍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话题，只叙旧情。到底有多少旧情可叙呢？在1938年夏秋的几个月里，日军逼近汉口，周恩来和吴国桢的妻室都先行逃难，只剩下周恩来和吴国桢两个单身汉，于是周恩来便借口“自己的厨师走了”每晚都去吴国桢家蹭饭，畅谈一夜。

公正地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困难的，又何况如周恩来和吴国桢这样复杂又谨慎的人物。可是在我看来，1938年夏秋的那一段旧情重叙是友谊中最可贵的一种：我们度过了亲密无间的少年时代，当时所有的想法都一样，十几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再一次见到你，我们的理想已经天壤地别，可是我仍然欣赏你，仍然像从前一样盼望和你天天见面。

1938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二，日军兵临城下，吴国桢作为市长驻守到了最后一刻，而周恩来又一如既往地来和他吃晚饭，手里还提着两瓶葡萄酒。吴国桢苦笑道：拿酒来干什么，你是来嘲笑我做市长只有最后一天了吧。而周恩来却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二十年前，两人在南开结拜兄弟时写下的生辰，周恩来仍然记得。

于是，两兄弟喝着一杯杯意味深长的酒，忧虑着自己的命运、汉口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周恩来不着痕迹地问，吴国桢想不想“跟他一起走”。吴国桢当然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他委婉地答道，还是“各自做安排”比较方便。周恩来谈笑如常，晚饭继续，晚饭结束，兄弟挥手告别。那个凌晨，吴国桢再次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再次劝说他投向共产主义，吴国桢再次婉言拒绝，两人道晚安。

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翔宇和峙之各奔东西。

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6年出任民国时期的最后一任上海市长，三年后因为对上海的腐败现象丧失信心而辞去市长一职。在国民党内，他被称为“民主先生”，在美方眼中他是国民党最清廉的官员，因此到1949年国民党退至台湾后，在美国势力的力挺之下，吴国桢出任首届台湾省长，在任期内尽力推行地方自治，实现了基层部分职位的普选。1950年8月，吴国桢因被认为台美关系的关键人物而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1950年8月《时代周刊》封面

三、第一个话剧社

暂时放下这一段由“南开新剧团”引出的迷人的往事，我想讲一讲我所了解的另一个话剧社。

我大一那年，在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决定搞一个中文话剧社。老校友吴国桢参加的南开新剧团是中国第一个中学生话剧团，而这个“普林斯顿中文剧社”则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生中文话剧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当时普林斯顿本科四年加在一起，一共才有二十来个大陆来的学生。且不说在这个华人极少的东部小镇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到底能有多少看得懂的观众，就连能不能找齐那么多会讲中文演员排一台戏都成了问题。

可是，这个剧社居然办起来了，还成了所有人最乐意出力的一件事，那之后入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一个都与这个话剧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淘宝上定演出的戏服，在出租莎士比亚剧道具的仓库里寻找可能冒充中国的家具，在网上搜集各种音频做声效……2010年春，中文剧社成立不到两年，就决定去纽约公演《雷雨》。剧社压力重重，一面在努力做宣传拉赞助，一边又担心卖不出票子造成大额亏损。然而，临近公演前没几天，剧社突然收到一位居住在纽约的90岁老人的来信， 他说，他的眼睛耳朵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灵敏了，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在第一排预留一个座位。然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上次看《雷雨》是75年前的上海：二十三岁的曹禺刚完成《雷雨》剧本，刚在巴金的《文学季刊》上发表，老人看的《雷雨》正是此剧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演出方是唐槐秋创办的中国旅行剧团。

那一瞬间我们所感到的历史的重量让人相信，单单为了这一个老人，为了这延续75年的文化纽带，这一场纽约公演都是值得的。

2010年4月末，《雷雨》在纽约的Kaye Playhouse剧院公演，吸引了三百余名观众。

2010年4月《雷雨》在纽约的公演

到我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把自己最欣赏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了话剧。那个春天，我们天天占着食堂阁楼上的一间小教室排练：一个学了几年中文的韩国男生演着简单粗暴的白家三爷；一个北京姑娘演着上海小姐白流苏，仔细把北京的儿话音都去掉；一个在天津出生幼年就随父母来美国的姑娘演着白家四奶奶，她认不了几个字读不了剧本，全靠我们一句句读给她听她靠记忆背诵。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女孩去演白流苏的广东女佣阿栗，最后找来了个刚学中文没几天的非洲姑娘，于是“广东女佣”变成了“菲律宾女佣”。直到正式演出前的一周我们都在不厌其烦地纠正非洲姑娘的读音和节奏，甚至为了几个她很难发正确的音而专门改了台词……却正是这样一群人试图重现属于张爱玲的上海和香港。

有时候，教室的门没有关紧，我们听到楼下说着英文的学生来来往往奔向食堂。暂时没有戏份的演员摊着厚厚的英文课本在做作业：数学、工程、经济、政治……在这样的彩排中，每个人都会最终感到疑惑：这里是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谁？

四、第一个国际学生中心

1911年，一名年轻的军官张世膺被袁世凯暗杀，为了表彰他的事迹，他18岁的外甥陈和铣被列为江西省首批公派留学生。1912年冬天，陈和铣自东北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俄国和德国，最后抵达法国巴黎，和他同车厢的旅伴是日后的大学者陈寅恪。接下来的十年，他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回国后陈和铣出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教育厅厅长，随后他淡出国民政府，来到上海专心办教育。历史悠久的上海世界小学就是他和李石曾等人于1936年创办的。在上海，他和妻儿住在梧桐林立的思南公馆，二小姐陈国瑞1930年出生，在专门招生上流淑女的中西女中读书，放学回家得闲，便由母亲领着读古诗，由家教领着学法文。

2012年秋，我来到二小姐陈国瑞的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是看起来顶多五六十，容貌年轻、身板硬朗、谈吐敏捷。今天是我头一回知道她娘家姓陈，学校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认识她，都叫她宝拉·邹。宝拉讲一口纯正流利的英文，以至于最初的几年我都以为她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于是，今天，当平日一副国际派头的宝拉坐在沙发对面，再次变回住思南公馆念中西女中的陈家二小姐，当她脱口讲出一串解放前老上海的路名，当她翻开老照片给我看她的全家福，看到她英俊漂亮的父母还有那个顶优雅不过的她自己，我霎时想起陈丹燕那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陈丹燕赞叹不已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黛西”也许正如少女时代的宝拉。可是，宝拉所经历的中西女中，与陈丹燕所勾勒的那个专门弹钢琴、学家政、满足现代人对民国名媛幻想的贵族学校并不相同。宝拉说自己在中西从未上过一节家政课钢琴课，倒是记得学校功课紧，古文、英语、数理化、样样要求严格。

如果不是多舛的中国近代史，二小姐陈国瑞本就是这样一个安安稳稳的大家闺秀。1943年日军占领中西女中，她随同学转学到震旦女中，并在那里毕业。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家决定分批移居美国。当时在上海有一个热心的毛姓神父从美国的女子大学中找来了一百多个奖学金给中国的女学生，宝拉拿着奖学金去了威斯康辛州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大学Edgewood College读本科，两年后又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升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为“社区管理”。在一场朋友的订婚派对上，她认识了从广东来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邹至庄。几年后，两人结婚，陈国瑞随夫姓成了宝拉·邹。

五十年代宝拉与胡适的合影，时任普林斯顿东亚图书馆馆长的胡适当时应邀向一群中国留学生演讲

博士毕业后， 邹至庄拿着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推荐信到麻省理工大学做助理教授，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而宝拉则利用专业特长在波士顿做社工，救助孤儿和边缘少年。六十年代起，邹至庄常年担任台湾政府经济顾问的工作。八十年代起，他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办由福特基金资助的经济学研究生班，并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子送往欧美顶尖学校深造。如今，他发明的“邹检验”已经成为了大学本科计量经济学入门课的必学内容。1970年，在经过了麻省理工、康奈尔大学、IBM等处的教职工作，邹至庄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计量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邹至庄、宝拉、和三个孩子来到了这座小镇。

和如今广泛推行反歧视政策的美国大学文化不同，七十年代的普林斯顿，远非“男女平等”，也不追求“种族多样性”。两年前，学校刚刚聘用了第一位女性正教授。一年前，大一新生第一次招收了女生。当时学校有三百多个国际学生，对于这些国际生，学校从来没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和辅导。在七十年代的这所美国白人男性所主导的大学里，女性和国际学生都处于边缘地位。而全职太太宝拉却在1974年给校长写信，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学生中心，帮助他们提高语言能力，融入美国社会。

在最初的几年，这个国际学生中心只是以宝拉无偿志愿的形式存在着的。1978年，校方终于批准将国际学生中心融入学校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宝拉被聘为中心主任，直到2010年末她以八十高龄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为万国国际学生服务的温馨之家只占着一个六平方米的迷你办公室，作为主任的宝拉只领着相当于“半全职”编制的薪金，只有一个助手帮忙，却几乎在学年中的每一天都会组织活动。到今日，大学的一千五百余名的国际学生中许多人的美利坚之旅便是从“国际新生周”的一系列迎新活动开始的。在学期中，有每周定期的民族特色聚餐，有与各类专业或者宿舍合搞的演讲、文艺、社交活动，还有“亚洲文化月”、“拉美文化月”、“国际节”等庆祝民族文化的大型系列活动。她的办公室向所有国际学生学者敞开，通过宝拉，许多初来乍到者走向了热心的本地居民和英语口语志愿者。

1996年普林斯顿国际节的早年照片。左二为宝拉，左三是教务长Jeremiah Ostriker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经常在这些由宝拉牵头的文化节上表演。可是，我们并不是“中国文化”在学校的唯一代表。学校里还有一个号称专跳中国舞的舞团，起名叫“三八舞团”，成员是自小成长在美国的华裔，廉价的旗袍、折扇、水袖，样样齐全，但跳出来的绝非中国民族舞。还有一个舞狮团，成员多为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大的华裔，在学校的国际节上他们总会搭台表演弄得好不热闹，不过他们的表演会更让他们怀念起东南亚的家乡而非中国。还有一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生会”，成员大多是美籍华裔，很多不能讲中文，也更喜欢从一些极不地道的美式中餐馆里叫外卖聚会：左宗鸡、湖南牛、蓉蛋。

刚入学的那一年，对于这些让我哭笑不得的团体，我脑中还有清晰的拒绝意识，“这些人和我不一样。”然而一年又一年的新生入学，把“中国”的定义弄得越来越朦胧宽泛。随着这些年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热的大增，更多的中国孩子还未浸淫中国本土文化就低龄留学或移民。事实上，现在每年的普林斯顿大一新生中，已经找不到全然在中国大陆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大多数人已经在海外留学了几年，或者自小便在海外长大，对国际文化更熟悉，英文更流利，更容易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于是，“中国”的定义在悄悄演变，“中国性”成了一种可以自由主义化的东西。似乎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特例，身份成了一种自我定义，也是宽容他人的定义。当“中国”两个字变得那么流动松弛，当一个人的身份不再由身份证和户籍规定，人会感觉孤独，像是漂流于海洋而非扎根土壤。可是人也会因此独立，想要不断离家远行，去拥抱广阔的世界。我想讲的，似乎早就被我校的校训给囊括了：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

五、中国的传统

1896年，时任校长、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普林斯顿的校训“为国服务”。而直到1996年大学成立250周年之际，校长夏皮罗才把校训扩充为“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显然是为了顺应全球化的浪潮。然而，1923年，二十岁的吴国桢在给普林斯顿研究生院的入学申请中，对于“博士毕业后的打算”一问，他写了短短一句话，“为中国服务”。

在这个意义上，吴国桢是“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这条校训的一个奇异的先行者。这位在儒家文化深厚的中国成长、在美国读本科和博士的青年，笃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他平生想在中国所“用”的西学便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今日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1938年的秋天，这位笃信中体西用的年轻政客在汉口的最后一夜接受了大哥周恩来的邀请加入了共产党，中国的现代史将有怎样的改变。其实，周恩来一定很清楚，把全盘接受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吴国桢争取到共产主义的这一方，几乎是天方夜谭。

可是，即使是在国民党内，吴国桢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也显得格格不入。美方的力挺在吴国桢出任首届台湾省长的任命上起了关键作用。美方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民主先生”来制衡独裁专制的蒋经国。可想而知，吴国桢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因之不断升级，直到1954年初终于发生了著名的“吴国桢事件”：在吴国桢旅美期间，蒋经国指使报界传出吴巨额贪污的谣言，而吴欲为自辩的澄清广告却没有一家台湾报纸敢登发，无奈之下吴国桢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澄清事实，并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这一剧变最终导致吴国桢被永久开除党籍，携家人定居美国。关于这场著名的政治风波，我意外间得知了一件温暖的小插曲：在五十年代，本文的另一个人物宝拉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与当时同在芝加哥的吴国桢的幼女成为了好友。于是，在1954年春，处于人生最低谷的吴国桢初到美国，受邀拜访了陈家在芝加哥近郊的住所，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家庭合影。

1954年春吴国桢拜访陈家。左一为宝拉的父亲，左二为其母，左四为其姐，左六戴帽者为吴国桢

1984年，吴国桢逝世于乔治亚州的寓所中。死讯传出，又引起了岛内的震荡。当时旅居美国正在写作《蒋经国传》的记者刘江南，立即对外宣布要着手写《吴国桢传》，可惜还没有动笔就被与蒋家关系深厚的竹联帮分子暗杀，此即震惊世界的“江南事件”。吴国桢事件和江南事件这两件震动一时的大案，足以体现当年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专制的一面。

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直到去世，吴国桢在美国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三十年。以他的学历和政治履历，他本以为自己能在美国著名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史，但最后唯一找到的教职是一家三流州立大学Armstrong Atlantic State University。这恐怕是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受到的普遍歧视，甚至学识渊博如胡适也谋不到名校的教职，最后只能屈就于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在这远离故土无人赏识的三十年中，吴国桢笔耕不辍，最终成书的包括一本手稿尘封50年才出版的自传《夜来临》、和一本研究中国神话和早期历史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传统》。

这两本书注定是影响甚微的。晚年的吴国桢在在提笔那一刻时想必已经知道这是全然为了自己而写作的书。这样孤独而坚定的自觉，与那位初入普林斯顿时发誓“为国服务”少年相同。从入学到毕业，他心里记挂的只有中国，而在当时的美国大学，对东亚政治的系统研究几乎为零，政治系的研究生接受到的是最正统的西式训练。博士四年，吴国桢的语言课是法语和拉丁文，他的课表上写着“美国宪法和理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而他自选的毕业论文题目却是“古代中国政治理论”。这一篇毕业论文和几十年后那乏人问津的《中国的传统》遥相呼应，泄露了这位博雅西学力倡民主的政治家心中真正的趣味：纯然中国的、纯然古代的文化。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人周曦，1983年从普林斯顿本科毕业，198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博士毕业，之后赴达拉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做博士后。在当年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年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来美国留学成了周曦人生信仰上的探索。他出生之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Theodore，本意是“上帝的礼物”。在达拉华大学他开始参加附近华人组织的基督教会活动，并于1990年受洗，多年来一直参与教会的事奉，在信仰之中找到了安慰。周曦从事薄膜半导体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平面显示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工作20多年之后，几年前他应朋友之邀回国，到一家新创的太阳能公司任首席科学家。2011年周曦退休，和太太定居在他美国的第一站，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周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我说，父亲周同庆在博士毕业归国后真正全心全意做研究的时间，只有1933年到1937年的短短四年。那之后他的科研便不断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文汇报》专刊重发了周同庆研制的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旧照。可是周曦说，“一个普林斯顿博士，一辈子只能做这么一点事，真有点浪费啊！”

周曦所说的这种浪费，是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最大的触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儿子大好的青春却在农村插秧喂猪。一个倡导民主清廉的政治家在美国三流大学教书。而我们自己呢，当我们几百遍地在这个说英语的异邦重复着张爱玲的句子，机械地矫正着那些初学中文的外国演员的发音，我不相信我的同学们没有感到荒谬和浪费。

可是关于这种浪费，也许有另一面的看法。

2011年3月末，《倾城之恋》在校园里的一个学生剧院演出。我们的旁白是剧社的元老之一，当时已经毕业一年了，在纽约做交易员，在买进卖出忙忙碌碌的一天后，他坐在电脑前为这出话剧的旁白做远程录音。范柳原是计算机系的博士生，自己还在筹划着搞创业。白流苏大四了，毕业之后会去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最后一场演出之前，导演对她说：“白流苏，好好演最后一场。演完这一场，你就再也不是白流苏了。”于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应声流下泪来。

在这些格外投入的票友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妥协：中国传统和美国文化，野心勃勃的理想和柴米油盐的现实。可是妥协并不是失败，也有可能是在坚持：一个人坚持将几段迥异的生活连接起来，投身于广大的世界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想让白流苏去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以为只有那样才能让现代人返璞归真。可是何必去原始森林，只要离开故土去任何的异邦久居都是一种对自身的探索之旅，为了最终回到那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原点。

周五周六晚上的演出我们卖出了所有票子，除了本校学生，观众中有许多新泽西州的华裔居民，还有专程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甚至西海岸赶来看戏的中国留学生。宝拉和丈夫邹至庄刚从台湾回来，也来看戏，她说她一直很喜欢张爱玲。前一个冬天宝拉从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普林斯顿国际学生中心退休，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去问候她，她说：“唉呀你们怎么能演得那么好呀？哎呀实在是太好啦。”我但愿她没有骗我，但愿这一场《倾城之恋》能让她想起童年的上海。

《倾城之恋》全体剧组合影

而我之所以会开始写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倾城之恋》圆满演完后的那个周一，我在学校的Cafe Vivian里喝茶等朋友。毕业临近，话剧演完了，我和这所学校和这群中国人很快就要道别，一切显得那么伤感而珍贵。咖啡馆的墙上贴着很多老照片，这却是我第一次逐个去看那些照片上的脸，第一次留意到座位对面柱子上的一张大照片，一个华人的脸孔正在对我微笑。我突然很想听听他的故事，很想听听这所学校的所有中国人的故事。我站起来，走过批萨饼、三明治、杯子蛋糕、布朗尼，对结帐台的小哥说：“你知道照片上的这个中国人是谁吗？”

普林斯顿学生中心内的Cafe Vivian，吴国桢像就在咖啡馆的柱子上.

(The end) 

2022 Father’s Day special